誰能遺忘杜鵑花?--寫在黃友棣先生紀念音樂會之前

文與圖/沈冬(國立台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教授) |2010.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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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沈冬(左)向黃先生(彈琴者)請教中國風格的和聲,後立者為李子韶老師。


二○一○年七月四日凌晨一點,黃友棣先生在高雄圓照寺他晚年安養的靜室裡安詳辭世。黃先生與民國同壽,陽曆生日是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元月十四日,按照中國算法,壽終時正是一百歲,是一位難得的,得享期頤高壽的音樂家。

他的一生如同中國近代史的縮影,經歷了民國創建時的軍閥混戰,抗戰的烽火流徙,中晚年又遠離鄉邦,漂泊港台;大環境已是艱難,他個人的際遇更是坎坷,黃先生兩歲喪父,自幼寄人籬下,在成長過程中嘗盡了世道辛酸、人情冷暖。他以半工半讀的方式,一路由廣州師範附小、附中、讀到大學,一九三四年,畢業於中山大學文學院教育系,畢業論文是《中小學藝術課程之改造》。在這段艱辛少年時,他以我們難以想像的自學苦練的方式,學成了鋼琴和小提琴,終於成為一位成功的作曲家,小提琴家、及音樂教育家。

黃友棣先生初入學校時,中國受到日本及德國影響,開始推動全盤西化的音樂教育。黃先生雖也接觸過傳統的廣東音樂,但吸引他的,卻是在課堂上學到的「學堂樂歌」,以及鋼琴、小提琴等西洋樂器,由此開啟了他的音樂生涯。抗戰時期,他創作了無數抗日救亡歌詠,〈杜鵑花〉是其中最膾炙人口的一曲;一九四九後移居香港,因為心繫故鄉,創作了〈北風〉、〈中秋怨〉、〈問鶯燕〉等寄寓鄉思之曲。也正是一九五○年代開始,黃先生開始與台灣有了密切的關係,屢次應邀來台,四處演講,創作了〈孔子紀念歌〉、〈當晚霞滿天〉等學校及合唱團必唱的經典曲目。

一九六三年自義大利學成返港之後,更創作了〈琵琶行〉、〈聽董大彈胡笳弄〉、〈遺忘〉等名曲,並與費明儀女士的「明儀合唱團」合作,整編了許多廣受歡迎的民歌組曲。

一九七八年,黃友棣先生的生命有了一個大轉彎;他自香港珠海學院退休,孑然一身,於是選擇移居高雄,繼續創作新曲,指導合唱團。在夕陽向晚的暮年,開始寫作佛曲,〈心經〉、〈牧牛圖頌〉、清唱劇〈曹溪聖光〉等,都虔誠優美令人動容。他一貫認真,平易近人,對於作曲的請託有求必應,結交了不少港都在地的好友。大家對這位操著廣東口音,卻能寫優美台語歌的老先生回報以尊敬和熱情,以侍奉長輩的心情,照顧他的生活起居,一直到生命的終點。

回顧黃先生的一生,涵蓋了三個清楚的階段:第一個三十八年在故鄉廣東,第二個三十八年落腳香港,七十六歲高齡才定居高雄,最終埋骨台灣,與中港台三地都結下了不解之緣。在他一百年的生命中,創作的曲目超過二千首,包括了眾多傳唱不輟的名曲,以數量而言,幾乎可與巴哈媲美。

他有源源不斷的創作力及驚人的勤勉,除了作曲之外,還撰寫了《中國風格和聲與作曲》、《琴台碎語》、《樂林蓽露》等十餘本書。成就獲得華人世界一致肯定,獲獎無數,包括最為尊崇的行政院文化獎、中山文藝獎章等,至於海內外愛聽他的歌、演唱他的歌的人,更是不計其數。唯一的例外是中國,三十八歲離鄉以後,黃先生再也不曾踏上故鄉的土地,在中國大陸,包括母校廣州中山大學,黃友棣三個字幾乎是默默無聞的。

二○○一年,因趙琴的介紹,我受託為黃友棣先生寫傳記。多次的長談中,我不只一次感受到。在他和藹可親的外表下,其實有著一分深深的孤獨感。當然,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必定需要「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的孤獨,但不可諱言,也由於他自幼孤苦,產生了強烈的自我保護意識。因此,我在傳記的結論部分指出他性格中強烈的「邊陲性」:

他苦學音樂,多半是靠自修,相對於正統學院派的音樂家,他就是邊陲;他年輕時一直生活在廣州,沒有去北京、上海這兩個主要的音樂中心參與活動,這也是一種邊陲性;即使抗戰時候,無可否認,重慶才是大後方的音樂中心,但他還是遠離了中心,在邊陲的廣東鄉下默默耕耘。

四九年以後,他移居香港,香港是個國際化的大都巿,但是在國共對峙的兩岸架構裡,香港依舊是屬於邊陲的;晚年他回台定居,因為健康的因素,他選擇了高雄,依舊遠離了政治文化中心的台北。

黃先生讀完初稿後打電給我,他在電話中反覆激動地說:「你了解了!你真的了解了!」後來又屢屢表達對這個觀點的欣賞,認為我寫出了他的真心真貌。

其實我是心虛的,因為以上邊陲性的觀察,只是著眼於空間地域;如果結合時間來看,讓人更為喟嘆的是,在當今現代,黃友棣先生的邊陲性是更明顯的,屬於他的時代,其實早已過去了。他內心有知,豈能不因此而備感孤獨嗎?為了不讓老先生傷感,這一部分我隱而不發,沒有在書中寫出來。

黃友棣比黃自小八歲,比冼星海、劉雪庵小七歲,比李抱忱小五歲,與聶耳、馬思聰同歲,而比林聲翕大三歲。以上這些名字,在近代中國音樂史上提起來,每一位都是赫赫有名,令人肅然起敬的人物。黃友棣先生基本上跟這些人是同一輩的;他從李叔同「長亭外、古道邊」的「學堂樂歌」的年代,一直看到了周杰倫、蔡依林等人的引領風騷。與他同輩的音樂家們早已作古,外在的大環境不斷變化,屬於他的時代早已風流雲散,我可以由以下三個角度來詮釋:

一、學堂樂歌時代的逝去。學堂樂歌是近代中國音樂教育的起點,成長於斯的中國音樂家,大部分以創作學校歌曲、教授合唱團為音樂生涯的主體,他們極端重視音樂教育,如李抱忱先生認為「音樂為教育的最高峰」,黃友棣認為音樂教育是一種「全人教育」。這種觀點,以及他們所主要從事的活動,與現代的音樂家當然已有了極大的差別。  

二、抗日救亡歌詠時代的逝去。抗戰時期黃友棣先生極為活躍,他創作了許多長篇的合唱曲敘寫抗戰,幾乎可以說是「以歌為史」。最著名的是一九四一年的〈杜鵑花〉,謝了又開的豔紅杜鵑,隱含了鮮血的顏色,戰亂中的青春兒女,以自己的鮮血和愛情為代價去保家衛國。然而,抗戰已是七十年前的歷史,抗日救亡歌詠如今鮮少被人演唱,〈杜鵑花〉一曲,在中國大陸學者的研究裡竟被歸為「愛情作品」,不能不說,他的時代已被一去不返了

三、大中國想像的逝去。一九四九之後,黃先生來去港台,創作了許多寄寓鄉思,或鼓舞大中國情懷的曲子。如〈問鶯燕〉,曲中的「佳麗」感歎春光易老、自問鶯燕,其實就是惓懷故國的知識分子的寫照。另一曲〈思我故鄉〉,遍寫中國大陸名山勝景,殷殷呼喚故鄉。這類歌曲充滿大中國想像,自台灣本土意識興起,就顯得政治太不正確了,合唱團既不演唱,有些好曲子也就逐漸被淡忘了。

由此來看,百年長壽的黃友棣先生,在音樂道途上,面對了一次又一次的時代沖刷。從近代中國到台灣,新的時代潮流將他「遺忘」。有許多時候,我覺得他是在不合宜的時代浪潮裡,孤獨地一路踽踽獨行。

黃先生自己有一個比喻,他的長壽,被他喻為「留堂的孩子」,眼見同學紛紛下課返家,只有他,還在課堂內努力完成未竟的功課。如果由時代變遷的角度來看,我甚至覺得,留堂的孩子偏偏遇到了新老師和新功課,於是,他的挑戰比他早早回家的同學們,可說要多得太多了。

黃先生最後二十四年生活在高雄,不用說,這又是一次出於「邊陲性」的選擇。他在高雄,除了佛曲之外,還寫了〈高雄禮讚〉、〈屏東頌〉、《耕農組曲》、《農村組曲》等許多以台灣為主題的作品,並且不辭年高,四處指導合唱團。這不但是他融入台灣的方式,更重要的是,這還是他畢生信念的實踐。黃先生十九歲即以音樂教育為職志,他篤信的不是科班出身,不是專業訓練,而是人人皆可欣賞享受,人人皆可以此提升自我的「全人音樂教育」。由此而言,明知時代觀念都已轉變,九十歲的黃友棣還執守著他十九歲時的信念,身體力行,不懈不悔,豈非他個人絕大的幸福?這分堅持豈不令人佩服?

整體來看,黃友棣先生因為長壽,所以經歷了不同時代的挑戰,所以能在孤獨、邊陲中,完成了數量驚人、豐富多元的音樂創作,他的成就輝煌,在音樂史上自應有其位置。

七月十二日,高雄圓照寺為黃先生辦了盛大的喪禮,正午時分,數百人捧花執幡,送黃先生靈柩下山火化,滿山的擴音器裡播放著〈杜鵑花〉,映襯著出家人高聲的梵唄唱誦,許多人忍不住滿臉淚水。我想著:留堂的孩子完成了了不起的功課,現在終於回家了,我們是不會遺忘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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