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台灣文學故事 1935 合久必分之年

文/盛浩偉 |2016.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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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盛浩偉

三○年代以後台灣文學步入成熟期,且各項發展都以十分驚人的速度、從四面八方進行著,彷彿之前被長久壓抑而醞釀著能量,在這段時間裡一併迸發。尤為重要的,是許多文學組織陸續成立、各種文藝雜誌也相繼創刊,原先島內各地如孤星般的文學活動,霎時聯結成一幅廣袤星圖,更遙相呼應著日本內地所流行的文藝思潮。從《南音》、《福爾摩沙》、《先發部隊》、《第一線》,一直到一九三四年五月召開了第一回台灣全島文藝大會,會中成立「台灣文藝聯盟」,幾乎網羅了全台灣的新文學作家,共有八十餘人不分南北齊聚一堂,而其機關雜誌《台灣文藝》也於同年十一月發刊,這都可謂這整股能量的最高峰,標誌著創作、評論的開花結果,甚至是一個獨立的文壇主流之浮現——更重要的是,這些文學藝術活動,絕大多數的參與者都是台灣人。

換句話說,即使是被殖民者,台灣人依舊努力地在各種束縛底下攫取養分,而總算讓文學藝術扎下了根,並繼續用自己的雙手奮力建設著。

然而,明明前一年還是這種大團結的景況,到了一九三五年,卻旋即又有了變化。

六月,一篇作者署名為「惡龍之助」、刊登在《台灣新聞》上的文章,猛烈地抨擊「台灣文藝聯盟」內部存在著階級性和民族性的派系之分,違反了當初聯盟成立的宗旨:「本聯盟聯絡台灣文藝同志,圖謀相互之親睦,以振興台灣文藝。」

隨後,以楊逵為首的幾位作家,如賴明弘、賴慶、廖毓文等人,也都接連發表文章以示贊同;他們同樣認為文藝聯盟的編務不應集中在張星建、張深切等少數人身上,主張應該打破派系。面對這樣的攻勢,當然,也就會有護航者來替聯盟以及二張辯駁,像是以評論著稱的劉捷,就先後用了四個筆名,分身袒護,一人力戰群雄。

這場筆戰之猛烈,令被批評的《台灣文藝》都不得不在該年七月號的廣告欄底下打圓場:「這次關於文聯的組織以及諸問題,諸同志在台灣新聞紙上很熱心的互相討論,好雖然好,未免太過火……」文末,還勸作家們以大局為重,遵從聯盟的方針。

也許,這都肇因於這股文藝能量匯集得太過迅速吧。雖然組成了聯盟、看似統整結合,但在底下,作家們各自的想法、路線、出身背景,甚至是創作信仰,卻依舊有著大大小小的對立和矛盾,且可能還要考慮到那些從史料文件中並未記載的文人相輕。本來,應該需要更多時間來溝通、討論,但在那樣迅速的進程底下,誰也無法自顧自地停下腳步,只能被局勢推著走。

其實,這場《台灣新聞》上的筆戰,早在《台灣文藝》上就可窺得蹤跡,無論在「建設台灣文學」的議題上,或是「文藝大眾化」的討論裡,都無不可見到相異立場之對決,可以想見這些意見上的不合都埋下了筆戰的伏線;而在筆戰那之後,問題也並未得到解決,最後,楊逵乾脆退出了台灣文藝聯盟,自己另尋出路,創設台灣新文學社,並於年底發行了另一本文藝雜誌《台灣新文學》,頗有抵抗的意圖。

天下合久必分的預言,在這一年的台灣文學界又再一次地上演。然而,這不是那麼地令人悲傷,因為從後見之明來看,分,並不代表整體發展由盛轉衰,且《台灣文藝》與《台灣新文學》的執筆陣容,絕大多數都是重疊的,似乎沒有誰因為這次分裂,而失去舞台;說是競爭,也是良性的。合久必分,但換個角度想,也就是多出了一條風景不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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