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雜論】亂世挽歌

文/龔敏迪 |202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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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龔敏迪

《風俗通.佚文》說漢靈帝時:「京師賓婚嘉會,皆作《魁櫑》,酒酣之後,續以挽歌。」《後漢書.周舉傳》中有個實例,大將軍梁商「大會賓客,讌於洛水,舉時稱疾不往。商與與親昵酣飲極歡,及酒闌倡罷,繼以《薤露》之歌(古代著名的挽歌,為送葬時的哀歌),坐中聞者,皆為掩涕。」周舉聽說後嘆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賓婚嘉會本是喜事,人們卻都奏喪家之樂的《魁櫑》;酣飲極歡,也續之以執紼牽引靈柩者的挽歌,是面臨天下大亂,生靈塗炭的憂懼,同時也是對行將滅亡的腐朽統治加以詛咒。

晉朝挽歌最盛,因為名教最強調的是君臣父子倫理次序,可是大違名教的司馬氏篡位後,反倒要以維護名教的名義實行高壓統治,但「動輒得咎,命如雞犬」的士人們並沒有選擇沉默,他們以全面釋放本性的任誕,「越名教而任自然」,向虛偽的禮法發起挑戰,於是挽歌也被賦予了非同一般的審美價值。

《世說新語.任誕》有云:「張驎酒後挽歌甚淒苦。」也說:「袁山松出遊,每好令左右作挽歌。」陸機有〈庶人挽歌辭〉、〈王侯挽歌辭〉、〈挽歌詩三首〉;陶淵明有〈挽歌詩〉、〈自祭文〉。《宋拾遺錄》記載了同樣由晉入宋的顏延之:「太祖嘗召顏延之,傳詔頻日尋覓不值,太祖曰:『但酒店中求之自當得也。』傳詔依旨訪覓果見延之在酒肆裸身挽歌,了不應對。」

無論是熱衷挽歌寫作,還是挽歌的行為藝術,都出自士人內心深沉的憂憤,還有對黑暗的蔑視以及詛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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