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雜論】 子產的大德與小惠

文/王兆貴 |20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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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兆貴

子產相鄭期間,曾用自己的車子助人過河。孟子聽聞後議論說,子產心腸好,卻不知為政之道。如果十一月建好行人的橋,十二月建好通車的橋,百姓就不會為過河發愁了。君子修明施政,出行時讓路人迴避都可以,怎麼能一一幫人渡河呢?管理國家政務的人,若要讓每個人都滿意,再多的時間也不夠用啊。(《孟子.離婁下》)

孟子的這番議論,意在闡明為政之道在於尚大德,識大體,辦大事,而不在事必躬親施小惠。這樣的政治理念,也為後世所推崇。諸葛亮在處理蜀國政務時說過,「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施政要從全局上解決普遍性問題,惠及大多數人,以小惠悅人不僅不可取,還有沽名釣譽之嫌。

子產執掌鄭國政務二十多年,深受百姓愛戴。《禮記》將他比作鄭人的母親;子產去世時,「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孔子把他表現出來的仁愛精神,看作古代先賢的遺風。子產死後,家中連發喪的費用都沒有,百姓自發捐獻,他的兒子不肯接受,自己背土葬父於陘山。可見,子產愛民之舉出於本心,是心地存養使然,那麼,子產是否只注重親民愛民的小惠,而缺乏經世治國的大德呢?

春秋晚期的鄭國,外有齊秦晉楚強鄰環伺,內有七大家族明爭暗鬥,政局不穩定。子產主政後,禮法並重,寬猛相濟,在採取自強圖存的外交策略、穩定周邊的同時,在國內推行一系列國計民生的重大變革。一是「作封洫」,就是畫清地界,以防發生權屬紛爭;挖掘溝渠,以利排灌暢通;承認私田並依持有量徵稅,以限制貴族勢力侵吞田產;健全戶籍,合理編組,以形成良好的城鄉社會秩序。

二是「作丘賦」,即建立與「作封洫」配套的軍賦制度,按土地持有量分擔軍需軍備。三是「鑄刑鼎」,將刑律鑄在鼎上,公布於眾。難能可貴的是,子產主張廣開言路,保留鄉民自由議論朝政得失的場所,以便聽到人們對國事的批評和建議,對的就堅持,錯的就改正。這在今日看來,是值得稱道的開明之舉。一千多年後,韓愈寫下了〈子產不毀鄉校頌〉,稱讚子產是執政者的楷模和典範。

在子產為政的古今議論中,焦點多集中在大德與小惠的關係上。多數人的看法傾向「為政不能止乎惠」,即為政要看全面性、長遠性的大事,但不應把大德與小惠對立起來,講大德而廢小惠。作為一國之相,在廟堂要行大政以利國,到鄉間要發善心以卹民,兩者都是為政之德,怎能絕然分開?這讓人想起莊周貸粟的故事。對於「涸轍之鮒」來說,受困的魚,得斗升之水便可活命,若還要等到引西江水來救,早就變成魚乾了。掬斗升之水雖是小惠,卻比引西江之水這樣的大德及時得多。

再完善的制度,不可能調整所有的社會關係和行為;再宏大的政策,也不可能惠及所有人群。舉架橋來說,並非所有河流的所有區段都需要架橋,即使需要架橋的區段,也不是所有的堤岸都有條件架橋。假使那條河是條淺窄的季節河,過河的人又不多,未必一定要架橋。子產身為國相,出行時無意間看到有人無法渡河,就施以援手,並非刻意而為,有何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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