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雜論】 嘆而不從

文/嚴陽 |2021.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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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嚴陽

唐太宗李世民從善如流,虛心納諫,在歷史上自有定評。我們或許可以說,在中國歷代帝王中,能夠像他這樣對於來自各方的意見和建議,表現出無比寬容、虛心接受態度的,沒有第二人。但讓人遺憾的是,在他的晚年,雖然對進諫者的寬容一如既往,然而在虛心接受方面卻嚴重打了折扣。

唐人吳兢的《貞觀政要‧卷九‧論征伐》中記錄了兩件發生在同一年的事:貞觀二十二年(六四八),唐太宗打算討伐高麗,房玄齡已經病危,但為了國家利益,依然上表勸止。

唐太宗看到此表,嘆息道:「此人病重到了這樣的地步,還能為國家分憂!」儘管他認為這是個好建議,最終仍沒有採納房玄齡的意見,還是在這一年對外頻繁發動戰爭,又大興土木。老百姓不堪重負,宮中女官徐氏也上疏加以勸諫,太宗非常讚賞這些意見,特地給予重賞,但同樣的,他在征伐與大興土木上,並沒有因此停止。

唐太宗晚年對高麗發動的討伐,備受詬病;然而在早年時,他對於類似的做法卻是持堅決反對態度。舉例說,貞觀四年(六三○),主管大臣報告唐太宗說,南方的林邑國,上疏的言辭不恭順,請陛下發兵討伐他們。唐太宗說,出兵討伐的破壞性太大,非萬不得已就不要採用,因此最終沒有對林邑國用兵。

同樣的,在登基之初,唐太宗厲行節約,反對奢侈浪費。貞觀二年,有臣下奏請在皇宮中建一間暖閣,以改善夏日有哮喘病的唐太宗的生活質量,但唐太宗認為這會浪費許多人力物力,以致奏請再三,依然不許。

為什麼十多年前唐太宗堅決反對的做法─對外用兵與大興土木,十多年後,即便是臣子們力諫,他也依然故我,甚至於成為他熱衷之事?這或許與以下三個因素有關:一、隨著年齡的增長,唐太宗的想法發生了變化,更熱衷事業的成就與生活享受;二、唐太宗最為信任的諫臣魏徵已經辭世,臣下進諫的力度和影響力急劇下降;三、在封建社會中,帝王的意志沒有任何人能夠真正動搖、改變。

貞觀初年,唐太宗才剛登基,有著強烈的使命感和危機感,一心想提升經濟建設,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因此,他力主休兵息戰,發展生產;與此同時,諸如魏徵等善於進諫也勇於進諫的忠臣與諍臣,對他起了一定的約束作用。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唐太宗或許感覺到時日不多,再加上沒有了魏徵,唐太宗的個人意便失去了制約的因素,因此,早年不會發生的事,在他晚年發生了。

這其實是封建制度本身的問題:一旦權力高度集中,便沒有真正能制約的制度性力量。然而當依附皇權的臣下自覺屬於自己的日子愈來愈少,皇帝身邊像魏徵這樣的臣子又不在的時候,荒唐之事就有可能接連發生,從而將國家帶入危險的境地,也讓老百姓遭受厄運與痛苦。因此,唐太宗早年的「嘆而不從」,更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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