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樣的中國史】 宋人愛用詩說理 人間事皆可入詩

文/楊照  |2021.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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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楊照

清初吳喬是一位反對宋詩的文人,他曾說:「宋人詩集甚多,不耐讀,而又不能不讀,實為苦事。」(《圍爐詩話‧序》)

這話中有玄機。宋詩為什麼「不耐讀」?因為吳喬先入為主認定了唐詩為典範、標準,拿唐詩來衡量宋詩,當然不喜歡。不過顯然這分不耐煩有特別的意味,因為不是就此不讀宋詩,而是竟然覺得「不能不讀」,所以才抱怨讀得多麼痛苦!

討厭、不耐煩,那不讀不就好了嗎?為什麼還要勉強自己讀得那麼痛苦?「不能不讀」的理由在於他明白宋詩在搞花樣,要用和唐詩不同的方式寫詩,所以必須看看宋人到底在詩中放了哪些花樣,又能夠變出什麼花樣來?

宋代文人作詩的態度比唐人嚴格。唐詩有很多遊戲酬答之作,遵循格律依樣畫葫蘆,不需太費腦筋就能寫出。對宋人來說,寫詩卻是他的功課,是證明自己文人身分的一項必備能力。

而且宋代文人將詩運用得更廣,除了原本的酬答場合之外,幾乎只要是人間的、和語言表達有關的、適合用有規律的字句和聲音表達的,就都可以入詩。詩的範圍和文的範圍重疊得愈來愈多,能寫文章來表現的,差不多也就能換到詩上。

詩不只是抒情感懷的,詩還可以說理,說正常的儒家、理學之理,也可以說邏輯跳躍的禪理。嚴羽《滄浪詩話》中特別強調詩的重點在「興趣」,正就是有鑑於宋代文人太愛用詩講道理了。有哲理詩,也有政治詩和社會詩,任何道理都可以用詩的隱喻形式來記錄與傳達。例如楊萬里的詩〈桂源鋪〉:



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

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



字面上只是自然景象的刻畫,卻在宋詩的說理精神籠罩下,理所當然被視為壓抑與反抗過程的隱喻,帶有濃厚的政治社會意涵。

詩有那麼多運用場合,再加上宋代文人的結社習慣,使得詩的產量增多。「江西詩派」的二十五位立派詩人又稱為「法嗣」,那是從宗教組織裡借用過來的詞語,他們互相掩護、互相應和、互相交換傳留作品,使得詩愈寫愈多。

吳喬說「宋人詩集甚多」,這是寫實之語。光是楊萬里一個人,一輩子就寫了兩萬首詩,到現在留下來的還有四千多首,這種規模也是一項特色。



(摘自《不一樣的中國史9:從黨爭到鐵騎,征服王朝的時代──宋、遼、金》,遠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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