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報綜合報導

「新樣文殊變」是敦煌五代、宋時期出現的另一類獨特造像，這是在莫高窟第220窟通道，一組後唐同光3年（西元925年）的壁畫，以文殊、觀音變相為題材，榜題有「敬畫新樣大聖文殊師利菩薩」字樣，自此，敦煌研究院便以「新樣文殊」之名稱呼。

文殊騎獅 善財合掌作禮

畫中文殊菩薩騎乘青獅背上，與手牽韁繩禦獅的胡人和跪拜的善財童子相互配組。內容講述翟奉達為其先祖所造功德窟進行維修，又圖繪新像薦福，虔誠之情，款款可表。這一年華北大地先是春夏大旱，繼之以陰雨不斷，釀成水災，同年6月後唐滅蜀，是多事之秋。

文殊菩薩採正面端坐騎獅相，頭光與身光具足，頂戴覆鉢形化佛寶冠，頭梳雙棱分髻。菩薩的臉龐圓潤，通身瓔珞，右手前舉長柄如意。青獅做止步回首狀，與身側的御獅人顧盼相視。禦獅人頭戴小團花胡帽，細眉長目，蓄著短而捲曲的絡腮鬍；身著土紅色圓領窄袖袍，緊腰帶有裝飾物，內著白褲，下穿皮靴，並非平民裝扮。加上立於青獅前側的善財童子，上身微躬並合掌作禮，三者成一整體，頗具舞台效果。

 山西五台縣南禪寺大佛殿的文殊群像泥塑敷彩。圖／微信旃檀精舍

新樣文殊 于闐王牽繩禦獅

在此「新樣文殊」胡人裝扮男子的頭側有「普勸受持供養大聖感得于闐……國王……時」的榜題，故知其身分為于闐王；而于闐王為何出現在此，代替崑崙奴而成為新禦獅者，是個很有趣的問題。

唐開元13年（西元725年），玄宗與皇后率諸臣僚在山東成武縣一座高僧舍利塔地宮門扉上，供養了文殊菩薩，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先例。山西五台山南禪寺大殿重建於唐建中3年（西元782年），因其位置偏僻而躲過唐武宗的會昌法難，其殿堂有同時期的文殊塑像，正是有于闐王牽獅，四川地區也有中晚唐至宋代的新樣文殊造像。

從圖像的普及度來說，晚唐五代大概是新樣文殊的興盛期，而8世紀初應可視于闐王為文殊菩薩禦獅圖像的起點。

 莫高窟第98窟，于闐國王李聖天和曹皇后供養像。圖／微信旃檀精舍

文殊變相 究因梵本《華嚴經》

後唐同光2年（西元925年），沙州曹氏歸義軍與中原有了首次交往，翌年，新樣文殊就完整地出現於莫高窟壁畫中。在敦煌一帶，新樣文殊變的出現或許與莫高窟第61窟文殊堂有關，在歸義軍曹元忠時期所建立的敦煌「五台山主題洞窟」，正是以繪塑一體的新樣文殊變為中心的，當時曹氏家族與于闐王的關係很密切。相同的新樣圖像在英、法、俄和北京圖書館等的藏經洞出土版畫中也多能見到，可見其流行之普遍。

新、舊樣文殊之間最大的不同，主要在於禦獅者從崑崙奴變換成于闐王。特別選擇由于闐王來扮演牽獅的御獸者，或許跟80卷《華嚴經》的新譯，以及華嚴宗的開展有著一定程度的關聯性，畢竟《華嚴經》梵本是從于闐國請來的，于闐王親自為文殊菩薩禦獅，也是一份殊勝的榮耀。

在新樣文殊興盛的時代，舊樣還是流行著，也就是說在文殊的侍從當中，南海崑崙奴和于闐國王分別據有舞台，並行流傳，于闐王並沒有完全取代崑崙奴。2、300年之後的山西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裡，塑作了一鋪「新樣文殊七尊像」，這也是中國新樣文殊造像發展的高峰。

 敦煌220窟新樣文殊壁畫。圖／微信旃檀精舍

多樣文殊菩薩群像造型

善財童子出現在文殊群像之中，反映的是《華嚴經‧入法界品》日益受到重視的現象。從中看見一個福慧資糧充足的童子，如何找到自己的求道之路，也看到文殊作為一個啟發菩提覺性的善知識，是如何用心引導善財童子完成他的成佛之旅。

此外，罽賓國（今喀什米爾）沙門佛陀波利會見長者的因緣，是記載於《廣清涼傳》和《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序》的故事。唐高宗儀鳳元年（西元676年），佛陀波利來到中國朝禮五台山，朝山頂禮，伏乞文殊尊儀。舉首忽見一位說婆羅門語的長者，指引他唯有回天竺取得《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東來，始能得見文殊菩薩，為眾生滅除一切惡業。

 日本奈良安倍文殊院的文殊菩薩五尊像。圖／微信旃檀精舍

待佛陀波利回國取經再回中土時，已經是永淳2年（西元683年）。高宗皇帝感念其遭遇之奇特，遂協助翻譯，然而卻不讓流通。再啟皇上，又向西明寺僧順貞求助，以圓滿其流通之願。之後，佛陀波利帶著《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梵本向五台山去，不知其終。這個故事的真偽無從確知，卻提供給後人無限的想像空間，也成了日後新樣文殊三尊像（文殊、善財、于闐王）再發展成五尊像（三尊加上長者和佛陀波利）的依憑。

宋代佛教諸種群像之中，文殊菩薩、最勝長者、佛陀波利、于闐王、善財童子五尊奇妙的組合，成為東傳日本的「文殊五尊群像」。事實上，圖像與經典非單純一對一的關係，而是一種融和式的「新組合、再詮釋」。

 五台山佛光寺文殊菩薩彩塑。圖／微信旃檀精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