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開周

為了接近居者有其屋的理想，無論香港、新加坡，還是中國大陸，在推出其他社會保障措施的同時，都由政府主導，實施了廉租房政策。

回到此前的帝制時代，那時候也有廉租房存在，卻都是民間性質的。

唐宋時期，廉租房主要來源為寺觀。寺觀的土地是政府劃撥的，建房的資金是信眾捐獻的，歷年的房產維護費用可以從香火錢裡沖銷，宗教場所的主人，也就是僧尼和道士，既沒有任何投資，理論上也不以營利為目的，再加上宗教本身普度眾生的信仰要求，當然有提供廉租房的義務。

唐憲宗元和年間（八○六～八二○），白居易進京趕考，前後兩個月，就一直租居在一座叫做華陽觀的道觀裡，因為那裡房租便宜。宋朝的辛棄疾，早年赴金國中都燕京（今北京市）應試，為了省錢，住的是現在北京的憫忠寺。看過《西廂記》的朋友還知道，張生和鶯鶯在山西停留一整月，租住的也是寺觀，在那永濟縣普救寺裡，鶯鶯住西廂，張生住東廂，就在西廂發生了一段風流韻事。

明清時期，寺觀在居住方面的社會保障功能更加明顯。《儒林外史》裡，匡超人他們村遭了火災，一村人沒地方住，在新房子建好之前，全靠村南頭的和尚庵遮風擋雨。這還是農村的小寺廟，大都市的廟宇常有上千間的客房，供應試的士子、出門的商旅以及遭了天災的百姓臨時租住。

除了寺觀，明、清兩代又多了一個廉租房的來源，那就是會館。會館是異鄉人在客地建的聚會場所，凡是像樣的會館，都有戲台、議事廳，以及客房，客房是為旅居在外沒有住處的同鄉們準備的，租金非常便宜。

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建於北京的漳州會館，福建人來租，每月只收租金三文。就在這一年，大清朝開科取士，各地進京應試的太多，致使京城房價暴漲，考場附近的包租公獅子大開口，各家掛出牌來：「狀元吉寓，日租千文」。如果不是會館的廉租房撐著，那年北京城一大半的房客都得露宿街頭。

這些民營的廉租房有著天然的優勢，點對點服務，滿足的都是最需要房子的流動群體，無須房客寫申請，無須民政局開證明，也無須一層又一層的資格審查；並且，機動性強，好進也好出 ，不像現在，有錢的主兒也長占廉租房，您卻拿他沒辦法。問題是，民營廉租房，現在好像行不通，拿到開發權的地產商正嫌暴利不夠呢，傻瓜才去經營廉租房。（摘自貓頭鷹出版《古人房市怪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