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進不懈的創格完人

文/柴松林(《人間福報》總主筆) |2023.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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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Pixabay

文/柴松林(《人間福報》總主筆)

法國大文豪羅曼羅蘭在論及聖雄甘地的時候,曾這樣形容這位不世出的偉人:「他的行動,極其溫柔和睦,即使驟遇艱難的大變,也從未疾言厲色。他具有純良正直的本性,且態度謙沖慈祥,對任何人,都不會顯出驕矜的顏色。因此有人以為他是膽怯、退避的人;但實際上他是最力求精進向上,為宏大理想而奮鬥的大勇者。」這一段對甘地的讚歎,移換到星雲大師身上,也是十分貼切。

星雲大師生逢社會巨變的大時代,度過貧困艱苦、戰亂流離,親嘗佛門棒喝、政治迫害,雖然歷盡滄桑,飽經憂患,受盡痛苦挫折、誤解毀謗,卻以其先天的稟賦與後天的修為,養成具有「過人領悟力、敏銳洞察力、強烈說服力、堅毅執行力、巨大擴散力,無私生命力」的宗教領袖。其實星雲大師的成就並不僅在宗教界是人間佛教的開拓者,高希均先生描述他:「一位果斷的、身體力行的宗教改革家:一位慈悲的、普及佛理的創意大師:一位博愛、提供知識的教育家。」並認為半世紀來,星雲大師在海內外推動的人間佛教,是另一個台灣奇蹟,另一次寧靜革命,另一場和平崛起。

人間佛教 寧靜革命

高希均先生將星雲大師推動的人間佛教,視為一場寧靜革命;使人想起基督教周聯華牧師,在介紹基督教神學家田立克(Paul Tillich)教授時所用的話語:「保羅.田立克是一位為傳統神學家所攻擊,而又為一般大眾所歡迎的宗教哲學家。傳統神學家攻擊他,因為他脫離了傳統;一般大眾歡迎他,因為他沒有傳統神學家那些生硬的術語和固執的成見。」星雲大師推動人間佛教的際遇,正如同田立克教授,堅持對真理的信念,雖遭極權的壓迫,永不屈服;且受到大眾的景仰,與日俱增 。

田立克教授認為神學家的責任是把永恆不變的真理,傳遞給隨著社會環境變遷而時刻變化的人們。星雲大師正是一位這樣的宗教家,他知道佛法的真理是永恆,人卻是不斷改變的,所以他是一位與時俱進、能隨時關注時事的宗教家。

宗教家的責任是雙重的,一方面要守住真理,予以弘揚;一方面要接引群眾,給予救贖。也因此,大師對佛法真義的體驗與理解,雖然深刻而精微,但在弘揚佛法時所宣講的內容,又易為現代人了解和接受;更以其智慧與對世事洞明和對人的體諒,能以愛心、耐心、同理心,找到與人的接觸點,讓他和群眾能產生共識,發出共鳴;這個接觸點是普遍存在的,也就是能以「人,與我一樣的人」這個開頭的想法作為起點。

重視常民 連結生活

星雲大師非常重視常民的生活,尊重文化。他宣講佛法,從事宗教活動,創辦種種事業,都盡量與當代人類的生活產生密切的連結。因此不論是他與人接觸時的交談指引,與弟子信眾間言行示範,還是管理道場機構和創辦慈善、文化、教育事業,都不是空中樓閣式的、概念式的、艱深晦澀的術語宣說,而是真切實際與本地文化、與當下生活密切關聯的譬喻述說與經驗指引。

當他在台灣的時候,他是通過台灣文化向世界發聲;當他在美國、在澳洲、在南非、在歐洲或東南亞的時候,他是藉著美國、澳洲、南非、歐洲與東南亞文化向世界說話;他是大格局、大氣魄,真正以地球人身分,深諳文化三昧的行家。

從星雲大師的生活中可以領悟到,他是把時間分為日曆時間或量的時間,適切時間或是質的時間。前者一日一日如年歲增長,歲月消逝,後者讓人生每一分秒中都在時機成熟的過程中活著,存善念,說好話,做對的事,產生有意義的貢獻,正是「此其時也」。

一生行誼 行佛實踐

文學家、哲學家克利斯多夫.菲利普斯(Christopher Phillips)於其所著《蘇格拉底大哉問》(Six Questions of Socrates)一書中回答「你認為你對誰負責?」一問時,說道:「我認為我對我自己負責,我是讓我的良知作我的嚮導,而我的良知命令我應該對每一個來到我面前的人都覺得負有責任。」星雲大師雖然自覺承擔了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的導師責任,卻總是製造輕鬆快樂的氣氛,鼓勵人樂觀奮鬥,他常說:「世上沒什麼解決不了的事,為何要愁眉苦臉。」

正如蘇格拉底對道德生活的追求,星雲大師一方面基於責任感,一方面基於佛法的信心,不單相信其弟子,也相信任何人,長久以後,必能成就他自己無法在短時期內做到的事。他不單是講經說法,更能以身作則,躬親示範;他更鼓勵人規畫自己成聖成賢的法門;他期望大眾不把他視為一位上師嚮導,而是成就獨立自主的、以自己的良知為嚮導,樹立了一種前所有未見的處世為人新典範。

在這一點上,星雲大師是愛爾蘭歌手也是哲學家波諾(Bono)說的:「說到底,你自己必須變成你想要在這個世界上看到的那種變化本身。」他是當代最符合知行合一的聖雄甘地期待的:「我們自己必須是自己所想望的那種世界的變革者。」星雲大師和蘇格拉底一樣都沒有用這麼多文字來表達這個觀點,但是他們是用自己一生的行誼將其表達出來。

法傳五洲 貢獻深廣

星雲大師不僅是一位不世出的宗教家,更是如范仲淹那樣的古典大知識分子,其精神可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兩句話來概括。在國命民脈面臨危急存亡的時刻,必會以民胞物與的俠義精神挺身而出,如范仲淹在〈靈烏賦〉對靈烏的歌頌:「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不是像那些雖在宗教界享有盛名,卻在國家民族面臨危機時刻逃避責任,或以方外人自居,甘做鄉愿;而是挺身而出,以道德勇氣、慈悲、智慧,提出箴言,引領方向,指點迷津。

星雲大師曾寫下如下的詩句:「心懷度眾慈悲願,身似法海不繫舟;問我平生何所求,平安幸福照五洲。」所以從根本上,他是將自己定義為一位宗教家,一位「血液與大眾分不開,脈搏與群眾共跳躍」,以「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為宗旨的人間佛教倡導者、設計者、推廣者、護持者。

佛教自佛陀迄今兩千五百餘年,論其規模之宏大、信徒之眾多、事業之多元、僧伽素質之高、服務範圍之廣、服務對象之眾、影響之深與貢獻之大,當以今日為最。推佛教之能有今日盛況,固集合眾人之力;但若論其間貢獻最大的領袖,非星雲大師莫屬。

無我慈悲 人格崇高

星雲大師對弘揚佛教的貢獻與服務社會達致的成就,在林清玄著《浩瀚星雲》、符芝瑛著《傳燈》、滿義法師著《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以及無數論文、專文、報導中皆有詳實、精緻而令人感動的敘述。但若論其在整個佛教發展史最具革命性貢獻的是:

一、佛法西傳兩千餘年間佛教雖發源印度,涉崇山峻嶺沙漠荒野東傳而發揚光大,卻未能向鄰近便捷的中亞、歐洲西進;今日真正使「佛法長流五大洲」的當推星雲大師為第一人。

二、眾教協力。自古以來雖同為正信的宗教,非但不想往來,甚且彼此抵制、互相攻擊;星雲大師與世界上各主要宗教,如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日本神道教、本國的道教、一貫道時,皆能包容尊重、建立友誼,協力為世界和平與人類福祉而奮鬥。

三、建立傳承制度。
向來佛教僧伽道場皆師徒相繼,未能建立傳位的規制。星雲大師於1985年,其所開創之基業至相當之規模,佛光山的貢獻為世所肯定,乃依其自創之民主機制退位,成為佛教永久的義工,佛光山僧團中的一員。其光明磊落與無私忘我,為佛教傳承建立可大可久的宏規,最能突顯其人格之崇高偉大。

1969年林衡哲先生譯《二十世紀代表性人物》一書時,在序言中感嘆的道出在三十六位堪為表率的代表人物中,竟然沒有一位華人,甚至連整個東亞地區也沒一人上榜。而今有星雲大師出,當可彌補此一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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