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線片《只要我長大》成長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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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玉昌（元智大學中語系兼任助理教授） 2016-11-0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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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玉昌（元智大學中語系兼任助理教授）
圖／華映娛樂提供
導演以自己原民血統身分親自坐鎮督軍，讓影片不再受制於過去多數影視作品呈現出隔靴搔癢的表淺觀點，而具備更強的說服性，在整體敘事結構上，與其說是一部劇情片，倒不如界定為全方位視角的故事紀錄來得貼切。
《只要我長大》這部看似溫馨感人的小品，在詼諧童趣的包裝下，拋出來的是極為嚴肅難解的構面現象，導演陳潔瑤藉由山區部落裡三個孩子的眼睛來盤視原住民當今仍然存在的脆弱問題。導演以自己原民血統身分親自坐鎮督軍，讓影片不再受制於過去多數影視作品呈現出隔靴搔癢的表淺觀點，而具備更強的說服性，在整體敘事結構上，與其說是一部劇情片，倒不如界定為全方位視角的故事紀錄來得貼切。
三個孩子加上一位課輔老師，三個家庭、四戶人家具體展現了大部落小縮影。調皮好動的主角瓦旦與耕地種菜的祖母相依為命，經常陪著祖母賣菜，學得一副精算的生意頭腦，他的哥哥小虎入城就學中輟，在不適應都會打工生活後返家，其善良純樸的個性卻難以抗拒黑幫金錢誘惑而誤入歧途。
斯文的晨皓生長在優渥的果農家庭，有個年齡大到足以當阿公的父親，因父母年紀和價值觀懸殊，自幼便被遠離部落到都會討生活的母親所拋棄，這個物資不虞匱乏的孩子，心靈深處始終住著缺少母愛的遺憾。
小胖子林山看似家境美滿，又有個音樂天賦俱足的爸爸，可惜這位不切實際、成天夢想站上舞台發光的歌手爸爸，每天只會在抑鬱裡靠著酗酒麻痺情緒，還帶有酒後毆打家人的嚴重暴力傾向。
美麗的課輔老師拉娃，原本有段幸福的感情和即將如日中天的演藝事業，卻因一場意外車禍奪走雙腿，彩色人生瞬轉成黑白，傷痛之餘將歲月交付信仰及義務奉獻給部落孩子。
反映部落種種難題
各自獨立的支線，雖沒有完整宏觀的劇情支撐，卻在戲劇合理拼串下有著微觀的情節發展，四戶人家反映出現今部落的「單親」、「隔代教養」、「酗酒」與「家暴」問題，以及「教育資源」和「經濟」的落差；「山地非法濫墾濫植」、「狩獵與動保」、「幫派利誘吸收」、「毒品充斥」等現象的嚴重性，而都會「無情」現實面則隱藏在看得見的人物遭遇中。
影片開場搞笑採訪一幕的背後，帶有濃烈族群不平等的歧視批判，「阿嬤不要笑，要給人可憐的感覺才會有人來買你的菜。」這是長期狂妄、自以為是的媒體慣用的價值觀，無異諷刺只須伸張弱勢就能騙得大眾同情並獲取最大資源。
對於單親孩子成長心理，戲中也有著生動描述，其一，瓦旦對拉娃老師複雜的情愫，一方面來自於成長期孩子容易產生的純情占有憧憬；另一方面則是渴望擁有母親角色的移情作用。其二，瓦旦對於崇拜哥哥的手足情深，當哥哥被警方逮捕，面對畢業典禮明知哥哥不可能到場，卻站在禮堂門口痴痴地等候，男孩告訴自己不能哭泣，這是絕望中最痛的心理成長代價。細細咀嚼影片的用心，可以滲出陣陣甘苦之味。
硬扣價值等同施暴
一九九四年聯合國在提高全球原住民地位，避免生存權遭受迫害前提下，正式訂定「世界原住民族國際日」，台灣當然不落先進之後，同步將山胞正名為「原住民」，政策推動上，陸續成立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事業基金會，提供專屬原住民族的電視台、網路廣播影音平台等媒體資源，讓其享有與都會人平等生存和知識方便取得的條件。
二十多年來，台灣社會確實愈來愈多都會人開始關注原住民，也真正看見原住民的優勢，從中發掘並培養出無數知名運動員，偶像明星、歌手，傑出文化藝術工作者，甚至政治人物，在現代化生活上的差異，除地域偏遠帶來的不便性與族群風俗習性的不同外，幾乎已趨向一致。
這些進步動能，背後匯聚多少人的心力才能讓更多人或政策規畫者、執行者看清問題之所在，俄國政治思想家列寧曾一針見血地說道：「電影是最具影響力的大眾媒體。」的確，因為某些電影適當地作議題切入，讓問題發酵，才使得問題迎刃而解。
當然，反映深層問題的作品，對一位有特殊見地的電影作者而言，可能須扛下票房風險，但只要問題被關鍵人看見了，便收取到階段性功效，從這部電影等待「長大」過程，已代表台灣角逐奧斯卡外語片，相信用心已被看到了。
此外，應是留給有緣欣賞觀眾的善意提醒，將一個族群比較另一個族群，如同拿自己的家庭去看待另一個家庭，很難相提並論，當文化、信仰、習俗、風土民情不同，反映不一樣行為模式應是理所當然，所謂「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外人無須從自我角度去衡量他人的種種，若硬扣自己價值觀的帽子給他人，等同於變相施暴。
對於一個成熟有素養的人而言，個人喜好是關起門來自樂的，因懂得堅守「清官難斷家務事」原則，所以，作為一個旁觀者，只要適時地給予指引或協助，就會是整體社會最大的安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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