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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 我不是「呷教」的和尚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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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在《人間福報》寫了〈我不是「呷教」的和尚〉一文，發表之後，這幾天回響熱烈。有人說，他讀了以後想要哭；有人說，他要學習；有人說，他讀了很快樂、很自在，意思就是，有人喜歡閱讀這一類的文章。這引起了我的一些想法，對於〈我不是「呷教」的和尚〉這個主題，還有很多的話題值得向各位報告，所以現在再談〈我不是「呷教」的和尚〉。
我說自己不是一個「呷教」的和尚，不是標榜自我；我今年九十歲，已經是一個殘障、高齡的老人，我對人世間還有什麼所求？什麼我都不要，我還要來自我吹噓嗎？不過，有一些缺點，大家可以不要認同；當然，我也自信有一些優點，寫出來可以讓大家參考。你歡喜，就做為茶餘飯後一笑的話題；你不歡喜，就把它當做廢話好了。
為教爭光榮 堅持本土化
說起我不做一個「呷教」的和尚，甚至說，我不願意做一個受外國人供養、幫助的和尚。這個世界上慈善人士不少，甚至六十年前的一些讀者，對我的言行苟同的也很多；當然，有許多人批評我，也有許多人讚美我，所謂毀譽都有。就如我寫《釋迦牟尼佛傳》的時候，有一位法師批評說：「星雲某人，把佛陀寫成像一個人，實在太褻瀆佛陀，犯了大不敬，佛教會應該要開會檢討他！」我聽了也不以為意。
我建佛光山的時候，有一位國際的航運大王，發跡得比長榮集團的張榮發更早，也比香港海運大王，也就是香港前總督董建華發展更早的沈家楨先生，他居住在美國紐約，五十年前得知我要開山，他就願意捐五千萬元給我做建設經費。其實，我那個時候估計，建設佛光山不需要五千萬元，你寄那麼多的錢給我，我也不敢接受。
而且大施主幫我建好了佛光山，人家都會說，高雄的佛光山是美國沈家楨居士發心捐獻功德的，這樣會讓我對不起台灣的同胞。因此，我就謝絕了他五千萬的好意捐獻。我寧可以在台灣，十塊、二十塊錢的接受一般民眾給我的資助。原因何在？我愛台灣，我愛中國，我要做中國的和尚，我要為台灣爭取光榮，我不替美國人來建寺院。所以我說，不但不做「呷教」的和尚，而且我不要做一個受外國供養的和尚。本土化是我的行事觀念，我要為台灣爭取榮耀，我要為中國爭取榮譽，我要為佛教爭取光榮，我要做一個不吃教的和尚，這意謂我要做一個本土的和尚。
自知缺點 加倍努力上進
現在說我自己不做一個吃教的和尚，說起來，我連做和尚的資格應該都不俱全。因為我除了對佛教基礎的信心以外，我並沒有做一個和尚的基本條件；因為在佛門裡面做和尚，必須要具備梵唄唱誦的能力，像我這樣五音不全，在佛門裡面怎麼會有我安身立命的地方呢？
原本，我並不知道自己五音不全，是有一次，宜蘭高中的音樂教師楊勇溥先生來訪，我拜託他為我寫的歌詞譜曲，我就把這許多詞句的意思跟他說明，他聽了以後，忽然跟我講：「一般人講話有『平上去入』，你怎麼講話缺少一個『入聲』啊？」我一聽大驚，原本就不長於唱歌的那許多宮商角徵羽五音，現在，連講話的四聲都不全了，怎麼只有三種聲調？那我以後連講話都不能了嗎？
這讓我想到近年來，有機會回到故鄉揚州，蒙揚州的父老兄弟們都說：「你的揚州話一點都沒有變。」但慚愧的，原來我的揚州話也只有三音，不但五音不全，連四聲也不具備了啊！一個五音不全的和尚，就是想做不吃教的和尚，也沒有什麼可取之處了。
好者我知道自己的缺點、苦惱，我不得不力爭上游，加倍努力，用其他的方法補充自己的能量，做一個不吃教的和尚，讓人家能接受我，承認我是佛教的一個和尚。
耕耘文化教育 慈悲行善
因為明白自己的殘缺，我就要想力求上進。因此，當我看到佛教文化這一部分少有人耕耘，我立志要做一個文化的和尚；我也注意到佛教教育少有人去推動，我就想，這一塊我可以加強努力，做一個教育的和尚。至於慈善事業，儘管佛門已經做了很多，不過我也勉勵自己不能退讓缺席，我也要發心做一個慈悲行善的和尚。
我經常自覺，自己只是一個佛教的信徒，和一般的優婆塞、優婆夷在家的居士一樣，我不但要做和尚，我要做和尚信徒，為佛教布施喜捨、做功德。
一般的和尚，只要會念經、說法就好了，當然，我也要會念經、說法，但是只做這樣子的和尚，我是不甘心的，我要做一個能夠從事多方面弘法的和尚，只要我能做的，只要與佛教有關的，我要無所不做。
幾十年的和尚生涯，我在教育上，光是大學就辦了五所，佛教學院有十多間，另外還有中學、小學，應該我是可以被稱為「教育和尚」，但從來也沒有聽過誰人說我是「教育和尚」。
在文化方面，徒眾告訴我，我總共寫了有三千多萬字的文章，出版兩百七十多本的書，也辦過多少的學報、雜誌，推動藝術、展覽，卻從來沒有人稱我為「文化和尚」。
我關心慈悲救濟的事業，自許自己不落人後，我也和信徒一樣的忙著救災，學習觀世音菩薩的救苦救難，也從來沒有人說我是「慈善的和尚」。但是，有一個我很不願意聽到的名稱，倒是常有人提起，那就是「政治和尚」。
關心社會 表達人民心聲
說起「政治和尚」這一個名詞，我自覺自己不夠條件，而且我也不願意做政治和尚，因為我對政治沒有興趣。但我愈是不願意，社會上有些人就如瘟疫傳播一般，不斷地從四面八方傳來，都稱我為「政治和尚」，好像這樣他們才覺得這個名稱適合我。
我自我檢討，為什麼我忽然從一個不呷教（吃教）的和尚，變成一個「政治和尚」呢？後來知道原因，因為我關心社會，有時候在文章裡面，難免不為社會、民眾表達一點苦難的心聲。再有，一些政治人物常來跟我拜訪，光是蔣經國先生，我就接待過他四次，他也曾請我到總統府參加會議、吃過點心。後來繼任的李登輝，多次到佛光山來，都受過我們隆重的接待；陳水扁曾在佛光山住過，還說願意為我們打掃大雄寶殿前面的廣場，甚至請我到總統府的月例會上，對一級的各院會首長講說佛教。
當然，歷任的三軍司令、五院的院長、各部會的首長，由於蔣經國先生來過佛光山之後，他們大概有了閒暇，覺得可以來山一遊，我總應該要接待。因為在佛光會會員信條裡面，我們有一則佛光人的性格：「來時歡迎，去時相送」，記者知道了，就在報紙上發表這許多人前來佛光山，並且說由我出面接待。大概是這樣，我就成了一個「政治和尚」了吧！
實際上，我是不服氣的，因為我從事別的弘法事業，應該比做接待這些政要更多、更重要，為什麼我不能做其他不呷教（吃教）的和尚，而要說我做「政治和尚」呢？
後來，有一位電影的導演劉維斌先生跟我說：「政治和尚也不是不好嘛，有人要想做政治和尚，他也做不到。叫你政治和尚，表示你有辦法、有力量啊！」
我一聽，「政治和尚」的意義是這樣嗎？後來想：唉！算了，管它好或不好，這個與我又有什麼關係呢？好，也不是我的，不好，也與我沒有關係，我就不管它了！
問政不干治 是行事原則
回憶往事，我在中日戰爭勝利之後，太虛大師提出「問政不干治」的宣言，應該我對這一個主張是非常服膺的。我覺得佛教確實是可以關心社會、關心國家、關心民眾的福祉（問政），但是不一定要去做官員（治理國事）。後來，蔣中正先生也曾經邀請太虛大師擔任國大代表，太虛大師提出要求說：「請讓佛教能有二十個國大代表的名額。」
當時，陳立夫先生在國民黨組織部任職，不贊成太虛大師的意見；他認為佛教要二十個名額做國大代表，還有其他的宗教怎麼辦呢？難道國大代表裡都要成了宗教的代表了嗎？
太虛大師說，其他的宗教像基督教、天主教，他們是宗教徒，但都有其他職業，就算他們是國大代表，也都是由其他職業產生的代表資格；但佛教的和尚，他沒有其他的職業，不能由另外的職業團體來產生代表，所以就有這種特殊的情況。但是那個時候，不蒙陳立夫先生他們的同意，太虛大師沒有為此事再多所爭取，他也不做國大代表了。
我認同「問政不干治」是佛教與政治之間最好的行事原則。記得在五十多年前，佛光山還沒有開山的時候，國民黨高雄市黨部主任委員季履科先生，就曾經到壽山寺問我：「你願意不願意做立法委員？」如果那時候，我依著太虛大師的主張，是可以做立法委員，只要我點頭，國民黨提名，應該在五十年前，我就有立法委員的資格了。
但是，那時候台灣剛實施選舉，選舉的風氣已經非常不好，我就跟季先生說：「季主委，這個千萬不能。因為假如我出來選舉立法委員，我的祖宗三代給人批評、毀謗也還罷了；如果辱及到我信仰的教主釋迦牟尼佛，說佛教如何如何，和尚如何如何，那我是不能忍受的。拜託，這個立法委員的人事，請再另選高明吧！」（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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