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佛教與國學弘揚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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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這個詞，最早見於《周禮》，指國家所辦的學校。20世紀初起流行的「國學」，是一個新概念，指相對於西方學術的本國傳統學術，包括的內容，到後來非常廣泛，只要是我們中國所創造而非其他國家創造的東西，都稱之為國學。儒釋道三家文化、中醫、民樂、書法、國畫、武術、茶道、古琴、古箏、象棋等，都被叫做國學。
現在有一些儒家文化的弘揚者，把國學說成只是儒學，這種看法太狹隘，儒學只是國學中最重要的一家，國學不僅僅只是這一家，道家、道教的地位也應跟儒學差不多。而佛教雖自印度傳來，但經久流傳，成為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經中國人發揚光大，也成了國學。習近平總書記在歐洲的一次講演中，高度讚揚了中國傳統文化，並說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佛教的智慧最高。
一體多元 建設中國文化
隨經濟之騰飛，中國即將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文化建設的重要性愈來愈顯著。國際有學者說，如果民族文化沒有建設成功，那麼經濟不管多發達，也難避免衰敗滅亡的命運。有人稟告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中國崛起了。夫人說：「不用怕，他們還沒有自己的文化。」的確，主導現在社會的，可以說基本上都是西方文化，各門科學技術、馬列主義，都來自西方。現在政府也認識到了這一點，對民族文化的建設愈來愈重視，國務院參事室專門成立了「國學研究交流中心」，管理全國國學弘揚，撥款數億修建展館。中國領導人充滿文化自信，讓中國文化高聳於世界文化之林，乃至引領人類文化，應是最輝煌的「中國夢」。
中國文化究竟如何建設？正確的路徑，應該是一體多元。一體，指在政治理想、社會功能上是一致的；多元，謂應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吸收人類所創造的一切優秀文化成果，形成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繁榮景象。太虛大師早在1919年所寫的〈中國近代之民族生活〉中就主張：「今後之中國民族心理，其將吸收東西兩半球、古今5000年各種民族之文化，陶鑄為中國民族新心理，以為創造世界文化之發軔。」
在多元文化結構中，中國傳統文化應該占有最重要的地位，為民族新文化的主體。太虛大師在〈中國今後之文化〉（1943）中提出，中國文化必須重建，重建須「承接上溯本國固有之文化」，乃能選吸世界近代文明，擬成現代中國文化。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儒釋道三教，各有各的精華，各有各的糟粕，應該如毛澤東所說，批判的繼承，發揚精華，揚棄糟粕。有些東西在過去未必是糟粕，現在就變成糟粕了。不能搞文化專制、文化復古。老子想回復原始社會，孔子想回到西周，皆失敗。要廣泛吸收全世界各種先進文化的精華，熔鑄成一種新型的民族文化。
中國傳統文化或者國學的主體，長期以來都是儒學，儒學基本代表了古代華夏民族傳統的主體精神，有許多應該繼承發揚的優良傳統，特別是先秦孔孟之學與易學。但儒家本來有其缺欠，封建性較強，缺乏神聖性，宋明新儒學又吸收了釋、道的消極面，對釋老二氏「陰附陽擠」，搞文化專制主義，促使佛教衰落，對中國近幾百年來的社會發展消極影響頗大。儒家作為官方主流意識形態，從西漢以來維持了兩千多年，最後的結果，就是被列強瓜分，幾乎亡國滅種。
古代讀書人沒有一個不是從幼年起便飽讀儒家四書五經等聖賢書的，當然也培養出了一批民族精英，但也出現了大批貪官，而且愈到後來愈無法收拾。明朝用活剝皮等酷刑整治貪官，結果是愈整治貪官愈多，政治愈腐敗，最後幾億人的大國被只有幾十萬人的後金（滿清）滅掉。當然政治體制、社會制度有問題，但文化也有問題，積弊漸深，自我中毒，須外來文化刺激排毒。印光、梁啟超、南懷瑾等，對宋明儒學的弊病都有中肯的批判。
智慧正信 指引文明航向
中國不能只有儒家一家，儒家有其缺欠，於是才有佛教輸入。張曼濤《談宋儒與佛教》批判中國傳統文化，頗為深刻：「中國文化，自始就落在一個政治道德型態裡，它未曾開出希臘精神思辨的一面，也開不出印度精神超脫之一面。」這種型態代表了中國民族大多數人的潛在要求，但它缺了精神上思辨及超脫的一面，需要佛教來彌補。
北宋張商英《護法論》說得對：儒以治皮膚之疾，道以治血脈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各有其用，缺一不可，而佛最為深徹。實際上，宋明及現代新儒學，皆受惠於佛教甚深，儒學欲進一步發展，仍須參酌佛教。牟宗三《佛性與般若》自序說：儒家哲學的未來發展，必須涉及如何對應大乘佛學與西哲的重新挑激，而未來佛學的創造發展，也須容納儒家倫理於世俗諦中。
長期為中國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佛教，作為中國的主要宗教，承擔著為許多民眾安身立命的職責。建立正信，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是做人須先解決的「大本」，是人生旅程必要的方向盤。若缺乏高尚的信仰，人容易墮落成為物質、金錢的奴隸，導致物欲橫流、道德淪喪，精神心理出毛病。心理學家榮格指出：如果沒有一種宗教世界觀的支撐，不可能徹底治癒精神心理疾病。國民沒有信仰的國家，不可能太發達。
以人類最高智慧成果──佛法──為信仰核心，兼具科學、哲學性質的佛教，在多元文化中，應有更重大的文化使命：充當智慧長者，負起指引人類文明航向的重任。在人類文化體系中，只有佛法，以全宇宙十法界為座標俯瞰人生，具有高度的文明自覺，對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處境及人的自性潛能、終極歸宿有清澈的認識，對人間的缺陷和人類文明的弊病有深刻的揭露批判。
佛法不諍 圓融各家之長
佛法對人心有獨到的深刻認識，極力強調自知其心、自治其心，具有治理自心的高級技術。大乘以承擔人類終極關懷、度盡眾生、莊嚴國土為己任，其無緣大悲、同體大悲、無我利他、眾生平等的道德觀，和難忍能忍、難行能行、犧牲奉獻、「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勇猛精進精神，極富道德感召力，足以磨礪人性光明，幫助人們端正價值座標，提高精神境界。佛法圓融不諍，認同異己之說中的真理，吸取他家之長，使得它易於與各種文化和平共處，協調各種文化。
像大乘佛法這樣以人類文明的永恆課題為中心，以人的終極關懷為基點，超時代、超地域、超人類，具總持人類文化、解決文明根本問題的智慧和技術，具亦宗教亦哲學亦科學而又超宗教超哲學超科學的性質，及慈悲、平等、圓融、寬宏、靈活的性格者，在全球現有各種文化中，還舉不出第二家。著名歷史學家阿．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曾在日本的一次講演中預言：「21世紀，整個世界將會轉向中國，引導世界文化的中心，將是大乘佛教。」作為大乘漢藏兩大語系中心的中國佛教，理應是這一光榮使命的主要承擔者。中國文化要走紅世界，首先是大乘佛法而非儒家、道教。
大乘佛教的又一大使命，是培育民族精英。大乘的菩提心及六度四攝等菩薩行，對人的智力、意志力、定力、忍耐力、自制力、魄力、包容性、親和性、靈活性等能力進行全面鍛鍊，是培育理想遠大、道德高尚、胸懷寬廣、智慧超凡之精英人士的最佳教育系統，2600多年來，已為東方古國培育出無數英才賢聖。古語云：「山中無高僧，朝中無宰相。」佛法的修行，可以造成殊勝的阿賴耶識，無數的菩薩乘願再來，生為世間賢聖、民族精英。而賢聖、精英總是社會的引領者，能帶動全社會。振興華夏，關鍵在於人才，人才須信仰養育，信仰以佛法為最勝。（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