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心理師】陸曉婭 體驗自己生命的獨特性

THE MERIT TIMES
文/記者強曉玲、雷琨、王京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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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曉婭幫助患者在病床上填寫「生前預囑」。圖/陸曉婭提供
陸曉婭為媽媽念繪本。圖/陸曉婭提供
在課堂上講述生死學的陸曉婭。圖/陸曉婭提供
陸曉婭認為每個人都是獨立個體。圖/畢劍萍
圖/畢劍萍
文/記者強曉玲、雷琨、王京雪

作為生死學的探索者,年近七十的陸曉婭有很多身分:新聞人,心理、教育和公益工作者。過去數十年來,從創辦中青報「青春熱線」,到退休後與朋友一起創建公益機構「歌路營」;從「第二次退休」回家照顧患阿茲海默症的媽媽,到走入安寧病房擔任心理支持義工……她始終在探索生命的價值與意義,探索如何直面死亡,更好地生活。

和年輕人討論死亡

接受採訪時,坐在我們對面的陸曉婭瘦小柔軟,被學生稱為「後現代老太太」的她,頂著一頭颯麗的灰色短髮,有著一雙彎彎的會笑的眼睛。她的語言相當有力量:「當我們能夠體驗到自己作為一個生命的獨特性時,渺小的生命似乎就擁有了價值,短暫的人生似乎就有了意義,茫茫宇宙的這粒微塵就有了分量。」

一九九八年她師從香港中文大學林孟平教授,開始在北京師範大學系統學習心理學,並一口氣從碩士班讀到了博士班。「上學那一段時間很艱難,孩子小,先生在國外,工作也不能耽誤,壓力真的挺大。」她說幸虧當年要強,為自己的後半生做了最重要的一筆投資,這些都成為了她退休後的「轉型資產」。

二○一○年前後,北京師範大學邀請陸曉婭到學校開設通識教育課程。但當時的她忙於公益機構的工作,也沒有考慮好用什麼形式開課最適合校園裡的年輕人,直到二○一二年,準備「第二次退休」照顧媽媽的陸曉婭,又想起當年的邀約,於是決定用可觀、可感的電影作為思考和討論的素材,以激活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並給課程起名「影像中的生死學」。

沒想到選課名額不僅「秒光」,還有不少來蹭課的學生坐在教室門口不走,更有一些外校學生奔襲過來,就為聽一堂聞所未聞的「生死課」。

除了播放影像,陸曉婭還會在課堂上設計一些遊戲環節。從一開始無人提問到後來討論停不下來,她發現「學生不是不會提問,而是在平等對話的氛圍裡才有了表達的欲望」。

了解母親成長過程

作為三個孩子中的大姐,陸曉婭隨母姓,但她和媽媽的關係,卻談不上親近。一歲多被寄養到江蘇的外婆家,五歲回北京上「全托」幼兒園。父母的工作地點從非洲換到歐洲,陪在孩子身邊的時間屈指可數。陸曉婭長大成人之後,除了臨產前一個月,媽媽叫她回娘家休養,母女間少有互相陪伴的親暱。

「『親情』這兩個字,有沒有過『一把屎一把尿』的過程,意義是不一樣的。」當媽媽逐漸被認知症奪走記憶力、語言組織能力、人際交往甚至自理能力,自己也已步入老年的陸曉婭,卻只能反過來,學著「一把屎一把尿」地照顧逐漸退回「嬰兒狀態」的母親。小心伺候、百般遷就,哄著、陪著、逗著,媽媽卻還是生氣、不滿,甚至用拍床拍門來表達憤怒……

陸曉婭嘗試著了解母親的成長歷程,發現媽媽之所以不善與人建立親密關係,是因為小時候她也是一個被忽視、被冷落的女兒,除了出色的學習成績,再沒有什麼事能讓她得到關注、受到肯定。她刻苦努力,成為一個學霸、一個投身革命工作的知識女性,卻再沒能治癒由於幼年「缺愛」導致的「親情失血症」。她確實和其他媽媽不太一樣,但至少陸曉婭知道,「她不是故意的」。

與母親達成某種和解的陸曉婭,常常領著媽媽在大院裡散步。她發現記憶逐漸模糊的老媽,竟然變得更愛笑了。坐在沙發上聊天時,母女倆也拉著手。媽媽說的話,已經沒了邏輯,陸曉婭給這種碎片般拼不出意義的語言取名AD語(AD是阿茲海默症的簡稱),嘗試著破譯和回應AD語,她能陪媽媽饒有興致地聊上四十分鐘。

學心理輔導的時候,導師曾對陸曉婭和同學們說:「心理輔導就是觸撫生命。」她很喜歡「觸撫」這個動詞,觸及心靈、撫慰傷痛,帶著溫柔的力量。幫媽媽洗澡擦背的過程,讓她有機會觸碰母親的身體,親眼看著、親手感受著媽媽的皮膚從開始的光滑有彈性,慢慢變得乾枯消瘦、皺紋密布,她心底漸漸滋生出一種憐惜之情。



幫助更多人「體面離場」

聆聽安寧病房的生命故事

告別的時刻還是來了。二○一九年末,高齡體弱的媽媽突發心肌梗塞。在醫院的CCU,陸曉婭趴在媽媽身上,輕輕地對她說:「媽媽,這些年妳太辛苦了,妳要是太累了,就放心地去吧,去和爸爸團聚吧!妳的三個孩子都很好,我們都能自立。妳的孫子、外孫女,還有妳的重孫子也都很好。謝謝妳,謝謝妳給了我們生命……」沒有插管和任何有創的搶救手段,母親走得很平靜,陸曉婭和妹妹親手為母親穿上事先選好的絲絨旗袍和點綴著紅花的絲巾,作為媽媽八十九歲人生謝幕時的「禮服」。那是一場雖有不捨,卻少有遺憾的「告別演出」。

從此之後,一直研究生死學的陸曉婭對尊嚴死的概念有了切身的了解。與至親告別,像一堂更為深刻的「生死課」,讓她產生了盡可能幫助更多人「體面離場」的念頭。

死亡依然是一種忌諱

研究了這麼多年生死學,陸曉婭知道,走出課堂,「死亡」兩個字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依然是種「忌諱」。不少養老院會以「這麼多年從來沒有一位老人從我們這裡『走了』」為榮,陸曉婭疑惑:「不從這裡『走』,該從哪裡『走』呢?一定要從醫院的搶救室嗎?」

她希望用講台之外的「生死課」推動一點有益的改變。於是,從二○二一年七月開始,每周一、周四兩個整天,陸曉婭要坐五十分鐘地鐵,趕到醫院的安寧病房,以心理師的身分為行至生命盡頭的患者及其家屬提供志願服務。她所做的事非常具體實在,比如協助老人立下遺囑,讓他們在意識尚且清醒的時候,決定自己的身後事。

在安寧病房裡,她會和患者聊天,了解他們的生命故事,並且通過一些有趣的問題,讓患者回顧和發現自己生命的價值。

「一個人能在生命快要結束時,肯定自己是個好人,這是非常好、非常重要的事。」為了幫助病房的患者完成這些重要的事,陸曉婭願意花時間去觀察、去傾聽、去閱讀、去交流。但有一件事她從來不會做,「我不會跟病人講『死亡哲學』,說什麼『勇敢地去死』……」

每個人都可重構人生

「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如果完全以別人為參照系,那真是太慘了。」陸曉婭始終認為,人的自我認識是一個慢慢生成,並不斷得到外界回饋、不斷迭代的過程。

陸曉婭說:「對於生死的探索,從閱讀、觀影開始,逐漸延展到講課、工作坊、心理輔導、旅行和寫作,直到進入死亡的最前線,成為安寧病房服務的義工。」

有老同事曾說:「在我們這批退休的人中,陸曉婭的退休生活算得上是最成功的華麗轉身了。」

陸曉婭淡淡一笑,調侃道,「我可能學術不如誰,文筆不如誰,但我可能更開闊。我不是學者,我有點學者氣質;我不是作家,我也能寫倆字;我不是旅行家,但我也四處晃蕩;我不是醫生,但我也穿著白大褂服務病人……我就是陸曉婭,一個獨特的我。」

「如果我在臨終之前一定要有些許遺憾的話,我希望那是一種還有那麼多美妙的事情沒來得及做的遺憾,而不是一輩子沒有好好活過的遺憾。」她說。

新華社港台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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