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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貧僧有話要說
  貧僧有話要說 三十八說之一 我寫作的因緣
  2015/6/3 | 作者:文/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 圖/佛光山提供 | 點閱次數:14090 | 環保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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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師寫作
  • 《今日佛教》雜誌
  • 大師曾經主編《人生》雜誌六年
  • 《覺世》旬刊創辦人張少齊長者
  • 《中英佛學辭典》、《中英對照佛學叢書‧經典之部》、《中英對照佛學叢書‧教理之部》。
  • 佛光衛視頻道(後更名為人間衛視)開播前舉行記者招待會。右三為周志敏女士,右一為趙大深先生。1997.09.09
    
文/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

說起貧僧寫作的因緣,回憶起來,可以說是酸甜苦辣。

現在雖然有人讚美我寫作的題材廣泛、內容豐富、文章型態多元,詩歌、散文、小說,我都能沾它一點邊,甚至有徒眾替我算過,出版的書有五百多本、總共將近三千萬字,而且翻譯成不同國家的語言就有數十種。當然,這些著作都是我的生命。

千萬文字 人生智慧累積

佛法說,人的生命「豎窮三際,橫遍十方」,但那只是理論上的。在事相上,有人的生命在交友酬酢裡;有人的生命在酒色財氣裡;有人的生命在爭權奪利的政治漩渦裡;有人的生命在計算謀略的功名富貴裡。當然我們的生命投資在哪裡,成果就在哪裡。不敢說這幾千萬言的文字,對人間、社會、佛教有什麼貢獻,但總是我生命時間累積的成果。

當然,一個沒有經過學校、受過正規教育的人,一個生活在封閉寺院、沒有什麼社會經驗閱歷的人,不閉門造車,只是憑閱讀和想像寫了一些文章,雖然還是存在很多限制,但這一路走來,寫作陪伴我,在人生的旅途上,見到星辰日月,就想要去歌頌;見到花草樹木,就想要去讚美;講到山河大地,就想到與生命同在;說到芸芸眾生,全都是至親好友。唐朝李白的「大塊假我以文章」,世間上的人相、眾生相,人我間的是是非非、好好壞壞、善善惡惡,不都是我們寫作的材料嗎?

初學「寫作」,簡直不敢想像,於我而言,那是一個挺高的境界,自覺高攀不上。我在少年的時候,有一個朋友跟我說,他將來一定要寫兩本書,我一聽從心底要對他合掌崇拜,覺得好偉大呀!能寫兩本書,那是多不容易的事,我連兩百個字都寫不起來!而今,我那位朋友的兩本書,也不知道到了什麼程度,但是貧僧在無意中,因緣假予我,現在寫了也不只兩百本以上的書了。

記得初時摸索寫作,也有一段令人難忘的心路歷程。有一回,老師出的作文題目是〈以菩提無住直顯般若論〉,雖然當時連題目都看不懂,還是非常用心地寫了好幾張作業紙。老師閱畢發回,評語欄中寫著一首詩:「兩隻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

同學們看到,在一旁嘲笑:「老師的意思是說你,不知所云啊!」

下一次的作文課,題目是「故鄉」,我認真地構思布局,在交出去前看了又看,自覺是得意之作,數天後發回,老師的評語又是兩行詩句:「如人數他寶,自無半毫分。」

一個初學的人,寫得好,老師說你抄襲;寫得不好,老師就怪文句不通。幼齡的童心受到這樣的挫折,可能洩氣,後面就放棄,當然就沒有未來了。但貧僧就是有一個性格,好像「皮球」,你一打壓,它就會跳躍。所以我可以經過初期老師的棒喝、教訓,通過了這個階段,柳暗花明,戰勝了崎嶇,看到了前途美景。

投稿刊登 鼓舞信心增上

我在十八、九歲後,進入當時全國最高的佛教學府「焦山佛學院」讀書,而其他的同學、學長們,也都是一時之選,才華很高。我因為不甘落後,就更加用功。焦山位於揚子江的中心,我就時常在傍晚時,到退潮後的沙灘上散步,一走就是幾里路,也確實讓我感受到王勃的〈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美感,也在這種心和境的相應之下,開始寫了些不成文的小詩。並且還有很好的運氣,往往投稿都有刊登,因此也增加自己不少信心:「原來我能、我可以寫作!」

也由於寫作,在經常「抒發己見」的因緣下,我想起在南京大屠殺遇難的父親,當時與父親已多年不見,自從他杳無音訊後,我就成了孤兒,因此在滿懷思念中,就寫了一篇〈一封無法投遞的信〉,紀念父親。很感謝我當時的國文老師聖璞法師,他背地裡,將我的文章謄寫在稿紙上,並且親自投郵到鎮江的《新江蘇報》,五千字的文章不但發表了,而且分為上、下篇,刊登了兩天。

不但如此,他在上課的時候,還花了兩個鐘點念給同學們聽,同時講解我文章的內容、寫作的技巧,最後他在文章後面評語說:「鐵石心腸,讀之也要落淚。」老師偷偷的投稿,是因為擔心假如報紙不肯發表,會讓我灰心、喪志;等到文章發表了,他就歡喜地向同學們宣讀、公布。這種慈愛,我感動至今,難以忘記!所以,貧僧覺得,鼓勵可能比責備更有力量。

大約在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有一次,聖璞法師在一個星期六的作文時間,出了一道題目:〈勝利聲中佛教徒應如何自覺〉。我覺得,不一定在勝利聲中才要自覺,在失敗的時候,也要有自覺。甚至人生無論什麼時候,都要有自覺,自覺才能進步,自覺才有希望。

我雖出身貧窮,但我不斷自覺,力爭上游。我不強求,只要有上進的機會,我決不放棄。這個時候,鎮江一下子出現很多的報紙,社會上一片欣欣向榮。我們只是一個學生,尤其是個出家人,對社會能做出什麼貢獻呢?我認為,就是寫文章。

所以,我雖然沒有見過鈔票,但是我從報章雜誌、文章書籍裡增廣見聞,於是我寫了〈鈔票旅行記〉;我即使從未離開過寺院,也不懂得現實世界裡生命的爭戰,只知道我們寺院裡面有一隻貓子抓老鼠,我見景生情,寫下了〈平等下的犧牲者〉,就想為小生命鳴不平。當然這些文章都發表了,所以也很感謝那時候的因緣。

歡喜創作 佛教雜誌播種

但是我到了二十歲以後,也曾有一個挫折。因為我有一位學長智勇法師,他跟我共辦了《怒濤》月刊,他寫作之快,就如過去古人說「下筆千言,倚馬可待」,一篇萬言的文章,他總能輕而易舉地交卷。那本《怒濤》月刊,可以說大部分都是他的稿件。我忽然感到自卑,覺得我愧不如也。

之後,凡是他叫我寫文章,我就說「你來啦!」他要我寫個評論,我就說「你代我寫!」在他前面,我不敢舞文弄墨了。本來共同合作《怒濤》月刊,是因為志同道合,想為佛教創立未來的新風氣,在意志上,但我卻覺得慚愧,感到不能與他相比,所以一度覺得不必丟人獻醜,遲遲不敢寫作。我們編了十八期的《怒濤》以後,在南京華藏寺為新佛教開始了一段革新運動。後來,我就到了台灣。

與智勇法師分別後,我覺得寫文章沒了壓力,好像就有一點活躍起來。尤其在掛單的中壢圓光寺,正是台灣佛學院舉行畢業典禮的時候。創辦人妙果老和尚,要我替他代筆,寫一篇〈回顧與前瞻〉的文章,要登在畢業紀念冊裡。為了報答他的收留,我就快速把文章完成了。

看過文章後,老和尚不放心,因為他是台灣人,對漢學不是有很深的研究,就把文章拿給教務主任圓明法師看,問他:「你看這篇文章是誰寫的?」圓明法師看了以後,坦白跟他說:「應該是出於東初法師之手。」我當時才二十三歲,所以妙老一聽,就非常稱心快意,覺得我能代他六、七十歲的高齡,寫出他的教育理念,還能夠跟有德有望的東初法師相比,因此他對我就更為重視愛護。不但讓我替他到法雲寺看守山林,帶我到苗栗客家村莊去傳道,尤其,他當時是新竹縣佛教會的會長,服務地區包括苗栗和桃園,我就幾乎成為他的祕書,幫他處理這些地區的佛教文件。

那時候的事務也不是很繁忙,年輕人總想有個事情可做,我又非當家、又非知客,在寺院裡面除了早晚課誦,百無聊賴,因此,就為台北的《今日青年》、《今日佛教》投稿。後來,佛教裡有了《覺生》、《覺群》、《菩提樹》、《人生》等雜誌,我感覺到我的園地很多,就不斷在這些園地裡播種,那時候沒有一點圖利的心,只要自己的文章能印成鉛字,看起來就很夠味了,可以說,比吃珍饈美味的飲食還要令人歡喜。

直下承擔 勤奮奉獻身心

記得,我替老和尚看守山林的時候,白天,我只能看看森林裡穿來插去的猴子和松鼠,計算著時間,等候寺中送來的飯食;夜晚,我只有聽聽風吹松柏以及貓頭鷹的叫聲,就住宿在山間的草棚中。為了不讓寶貴的青春與生命無謂的虛度,我就在那只能容身一人的草棚中,伏在亂草堆旁,寫成了《無聲息的歌唱》,這也是我的第一本著作。甚至,在新竹青草湖從事台灣佛教講習會的教務工作時,利用零碎時間,翻譯了日人森下大圓的著作,出版《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

所以後來《中央日報》也要我去做記者,甚至《今日青年》的發行人秦江潮先生,還親自從台北到圓光寺來面邀我,到他的雜誌社擔任編輯。但,這些邀約我都推辭不去,為什麼?因為我要把和尚做好。因此,後來讀到古德「昨日相約今日期,臨行再三又思惟,為僧只宜山中坐,國士宴中不相宜」的詩偈,就頗為印心,古代大德辭卻社會的功名富貴,入山深居,在淡泊裡養護身心,我好像也有了過去古德的這種心情、言行。雖然當時,我一無所有,貧無立錐之地,但我知道自己,必能在佛教裡有所貢獻。因為我不懶惰、不推諉、不敷衍,無論什麼事情,只要與佛教、常住的利益有關,我都直下承擔。

也因為這樣的性格,我後來為《人生》雜誌義務編輯了六年;在《今日佛教》八個社委中,被推為首席。不但編輯、寫稿、發行,都是我一個人,那時候,也不知哪裡來的精神毅力,甚至還去幫忙其它的佛教雜誌寫稿。大概因為這樣的關係,獲得《覺世》旬刊創辦人張少齊長者的欣賞,他邀請我擔任《覺世》旬刊的總編輯。就這樣,貧僧一路走上了寫作的道路。

記得到宜蘭弘法三個月以後,信徒在監獄用三十塊買了一張便宜的竹椅給我,從此每天晚上,等到大家就寢以後,我就把佛前的電燈拉到房門口,趴在縫紉機上寫作。在現代人看來,或許感到不可思議,但是當時的我,非常珍惜這份難得的機會。那年我二十六歲,生平第一次使用電燈,在此之前在棲霞山、焦山、宜興、中壢、青草湖等地,都沒有電燈,所以儘管群蚊亂舞,蟑螂四出,我都不忍上床,有時寫到次日破曉,耳聞板聲,才在心滿意足中休筆。

護教文章 同道指責沓來

由於那時候年輕,只要起早待晚,就可以完成寫作。還有很多的餘力,就去度化青年、教育兒童,為佛教辦些活動。後來,為了佛教雜誌太過保守,文章乏人閱讀,就自己冒險寫了《玉琳國師》、《釋迦牟尼佛傳》,這兩本書引起的熱烈回響,其盛況真如洛陽紙貴,出版至今超過六十年了,仍然持續不斷地再版,發行早已超過百萬冊了。其實,那時寫作也沒有稿費可拿,完全是基於護教的心情,可以說是無心插柳的意外收穫。

然而這些基於護教而發表的文章,也為我帶來一些漣漪。例如,一篇文藝短篇小說〈茶花再開的時候〉,秦江潮先生專程來為我指教;一封寫給京劇名伶顧正秋女士的信,抗議她在永樂戲院演出有損佛教形象的戲劇,引發了軒然大波。尤其我寫了一封信給朱斐居士,批評他不該把太虛大師的《覺群》周報,改作紀念印光大師的刊物,也引起了對我很不利的反應,導致他把《覺群》停刊,另創《覺生》雜誌。另外,一篇短文批評《中華佛教美術》所刊出的佛像,把頭腳切斷,是對佛教不敬,招來東初長老對我的不滿。甚至佛教同道間的指責,也從四面八方紛至沓來。

所以這之後,我感覺自己志不在寫作,因為空洞的言論,對佛教也於事無補。因而就想進入佛教會,參與佛教界實際的改革運動。可惜,因緣不具。因為當時許多主事教會的長老,並不喜歡我這樣性格活躍的人,所以那些年我在佛教會裡,他們時而要我,時而拒絕我,讓我感到進退艱難。我後來想,「良禽擇木而棲,忠臣擇主而侍」,我應該找一個佛教領袖,跟隨他,助他推展佛教革新。

佛教革新 人間佛教道路

那時,我也曾經考慮過中國佛教的路線,然而它封閉保守,日後一定走下坡;南傳佛教,雖信心具足,但毅力不足;日本佛教,雖有佛學議論,但戒律不嚴。所以佛教究竟往哪裡走?我決定往太虛大師「人間佛教」的理念走,所以「人間佛教」始終是我走的道路。

然而,太虛大師在哪裡呢?法舫大師在哪裡呢?我所尋找的這許多長老:甲,自私自利,只顧自己;乙,怪你怪他、天天罵人;丙,朝令夕改、變化無常;丁,膽小如鼠、不夠擔當。當時我非常苦悶,因為我沒有頭、沒有領袖。

所幸,之後在宜蘭,遇到一些有為的青年。我們組織歌詠隊、弘法隊,成立青年團、設立文藝班,其中裘德鑑、楊錫銘、周廣猷、朱橋、林清志、吳天賜、李新桃、張優理、吳素真、張慈蓮等青年;以及後來一群縣政府的員工、電信局的小姐,如:蕭慧華、李素雲、黃惠加、曾素月、曾韻卿、朱靜花、林美森等二十餘人,都成了我弘法佈教的生力軍。他們本來在社會上都有很好的職業,由於信仰了佛教,一心想為佛教奉獻。

尤其中華印刷廠的吳天賜居士、蘭陽女中的李新桃小姐、宜蘭稅捐處的張優理小姐、藥廠裡面的吳素真小姐,這些青年都願意辭去職務,來為佛教服務。我覺得我們有了團隊,於是,就叫吳天賜、李新桃去辦佛教文化服務處;請張優理在宜蘭創辦佛教幼稚園;讓吳素真到高雄興辦幼教事業,協助高雄佛教堂的發展。就這樣,我的「寫作」因他們而擴大了。(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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