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趨勢人物75】社會學家本傑明：科技當前人民當自強

THE MERIT TIMES

文／楊慧莉 2023-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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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家本傑明期許讀者在看完《延燒的正義》也能「有為者亦若是」。圖／Princeton University

都市游擊園丁隆芬利把人行道變成栽種可吃作物的花圃。圖／The New York Times

科幻電影《銀翼殺手》下的都會充滿詭譎的氣氛。圖／1E9

亞特蘭大的「建設警察城」計畫遭全民抗議抵制。圖／Atlanta Civic Circle

巴塞隆納的「車輛禁行區」計畫提供居民更好的生活品質。圖／Metropolis.org

科技人研發出的聊天機器人，可以聽取人類的任何指令。圖／CX Today

科技發展，一日千里，而今來到了一個讓人憂喜參半的交會點：一方面期許科技滿足人類所有的想望，另一方面又擔心它來搶飯碗，導致混亂和衝突。不過，這兩種科技腳本在社會學家本傑明對未來的想像裡，可以不用發生，只要弄清楚誰才是世界真正的主宰者……

兩者皆非

不讓科技業專美於前

魯哈‧本傑明（Ruha Benjamin）是社會學家及普林斯頓大學非裔美國人研究系教授。在普林斯頓大學，她成立「艾達‧威爾斯正義數據實驗室」（Ida B. Wells Just Data Lab），集結學生、教育者、活動家和藝術家，一起為提升正義重新思考和改造數據。

此外，她也是得獎作家，所著《科技之後的競賽》（Race After Technology）獲得諸多獎項，其研究成果廣見於各大媒體，包括《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衛報》等。

作為社會學家，本傑明從社會學的角度研究科學和科技的發展，其工作主要任務是邀請世人一同想像、打造一個有利於人人蓬勃發展的世界，也同時拆解一個有害、不適人居的不公世界。因此，她檢視科技創新、不平等和想像之間的關係。

未來故事兩版本

身處科技時代，本傑明發現有一小撮人正在將其未來觀加諸在我們身上。他們投資太空旅遊、超級智能和地下能源，對大眾的醫療保健和住房問題置若罔聞。這些未來學家讓他們的想像力馳騁在物質和數位現實的發展上，但要他們改變社會現實，讓人人都有機會過上有意義的好日子時，視角就變得侷促，無法開展。

本傑明認為，我們在許多方面都陷入權力和資源少數壟斷者一面倒的想像裡，結果為了讓極少數人受益，而犧牲眾多人權益。就其觀察，關於未來的樣貌，這些少數壟斷者賣給我們兩套故事版本。

第一個是美國矽谷版，它追蹤了我們所有的愛好，滿足我們的想望，研發出聽命於我們的聊天機器人、虛擬助理、自動駕駛車，藉此快速滿足我們所有的需求和想望。然而，這終歸是他們所想出來的烏托邦；在其中，科技成了我們的救世主，所創造的自動化產物比我們還了解自己。一切都很輕鬆、方便，只要按個鈕就好。在他們狂野的夢想裡，我們與科技整合，發揮最大潛力，變得更強大、更聰明，堪稱超人類。

另一個是好萊塢偏好的故事版本，較真實、混亂，其中衝突和競爭林立，如電影《飢餓遊戲》、《銀翼殺手》、《駭客任務》所示，在那樣的世界裡，人們殘忍、難以預測。不平等和不確定是生命中不變的特色。在這種反烏托邦的版本裡，科技扼殺了我們，取代並支配人類。

共創更好的未來

本傑明表示，這兩種看似相反的敘事版本，結局肯定不同，一個結局是我們得救了，另一個是我們都被宰殺了；儘管如此，兩種敘事的根本邏輯是一樣的，而我們都放棄自己的力量。兩種故事都假設科技掌控一切，由它自己的意志力所驅動。不管是烏托邦還是反烏托邦的故事裡，科技都影響我們，只是有好壞之別。然而，「我們對科技的影響，人類的投入部分，卻消失了。那些用以形塑數位和物質世界的價值、假設、旨趣和需求也都看不見了。」

社會學家認為，如果我們想前進，就要改寫腳本，「與其糾結於一個即將上演的反烏托邦（dystopia）或憧憬於一個未來的烏托邦（utopia），我們得仰賴一個共創共享的理想未來（ustopia）。」

「ustopia」是本傑明從加拿大詩人愛特伍（Margaret Atwood）借用的詞，點出未來為大家所共有的事實。她表示，科技人的「utopia」（烏托邦）充滿各種美夢，好萊塢的「dystopia」（反烏托邦）電影情節又是噩夢連連，而「ustopia」是我們清醒時所共創，邀請我們大夥兒集體想像一個更好的世界，儘管身處其中仍有緊張局勢，但人人都有蓬勃發展所需的條件。

目睹不公思改善

二十一世紀初始，本傑明還是柏克萊加州大學的研究生時，便親眼目睹科技創新如何加深社會不公，「隨著科技產業擴增，數代住在舊金山灣區的居民被迫流離失所。」當時，她正研究生物科技的社會面向。當觀察到科學家使用在培養皿中跳動的萬能幹細胞培育出心臟細胞時，她想到要讓其他人在我們每天的生活裡生出同理心何其困難；也想到數十億美元投入了未來醫學，但全民健保卻遙遙無期。而這就是她所謂的一面倒想像，只能想像再生更多的病體，卻無法改善有缺失的政體。

本傑明比較「utopia」與「ustopia」之間的差異：前者靠的是不公和排除；後者則專注集體福祉，而非令人不快的財富集中，並理解我們所有的努力，從氣候變遷到種族正義，彼此間息息相關，我們的生命互為關聯。

她舉西班牙巴塞隆納一個已執行近十年的實驗性、參與式民主平台「Decidim」（加泰隆尼亞語的「我們決定」）為例。這個實驗平台是一個開源軟體，已在其他八十多個城市採用。它用一種商業平台做不到的方式保證公開透明。只要安裝這種軟體，人人就能即時發想、評論、討論一些想法和追蹤所發生的事。根據本傑明的研究，已有超過四萬名住戶已上呈從低收入住宅到空氣品質的各種提案，而有七成的政府行動計畫是直接來自這些提案。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車輛禁行區」計畫，除了改善空氣品質，讓市區街道更方便路人、自行車者通行，也提供更多綠地。

樂觀向前

人民當凌駕科技之上

除了西班牙，本傑明也在其他角落看到「ustopia」的蹤跡，如亞特蘭大。儘管此城市也有「矽桃」這種科技大本營加速當地的貧富不均，讓少數人的美夢變成多數人的夢魘，但這只是故事的一半。因為這裡的地方上也發生了一次史無前例的居民總動員，創造了一種「ustopia」，讓人民利益大過商業利潤、公共財優先於治安設施。

民主的最佳示範

原來，幾年前，亞特蘭大官員公布了「建設警察城」的計畫，準備花九千萬美元，在當地南部森林區和靠近黑人聚居區蓋基地訓練警力。如此一來，將有一大片森林，相當於該城市四分之一的肺部，要遭砍伐，而這片森林有助於防熱浪和防水災。結果，當地居民利用直接行動、數位工具並組成大聯盟，共同抵制這種軍事化的城市想像；亞特蘭大的森林捍衛人員並提醒大家，真正的社區安全仰賴的是居民彼此連結，守望相助，而非警力。他們明白保護人們和地球息息相關。當地，從大學生到教會人士，從環境行動家到原住民長老，邀請大家集思廣益，想像出一個世界，在其中生態和社會福祉能攜手並進。

本傑明還目睹了當地兒童也一起抵制市政官員的片面想像，「當數百位居民出現在市議會抗議建構警察城時，孩子們坐在外圍兒童區，有一個孩子就問：『警察憑什麼占用遊樂場？』」

社會學家從亞特蘭大老老少少居民的表現，證實要命的體制看似牢不可破，但並非無法攻破，而我們每個人都能以一己之力強化地方的社會結構，齊心打造一個共享的願景。

正義希望在延燒

去年，本傑明出版《延燒的正義》（Viral Justice），書中描繪了許多地方鄉民如何用個人行動，以看似微小的決定促成社會轉向更正義性的發展，藉此邀請讀者建構自己的希望故事。她認為，希望是行動，而非感受，「我們可以撒下希望種子，投入我們的努力，讓一個更喜悅、更公義的世界開花結果。」

舉例而言，教育者特雷而（Calvin Terrell）在校園暴力事件後領導幾個轉型正義工作坊；亞特蘭大組織「小睡部」（Nap Ministry）的創始人赫西（Tricia Hersey）引領一個抗拒「奮鬥文化」、正視「休息」重要性的運動；都市游擊園丁隆芬利（Ron Finley）把人行道變成栽種可吃作物的花圃，把食物荒漠變成食物殿堂。

除了個人，本傑明也在近作中細數了許多組織、機構的義舉，如「費城的正義工作聯盟」（Philly Jobs with Justice）從一九九九年起便開始爭取勞工權益。最讓她激賞的是，這個組織專注於具體的改變，一方面提高工資、為校園工作者爭取病假等，另一方面也讓學生、工會、教會和各個社群凝聚共識，團結在一起，「結合短期性的勝利和長期性的世界建構，為延燒的正義樹立良好典範。」

籲一起改善世界

本傑明期許讀者在看完《延燒的正義》也能「有為者亦若是」，為自己的家鄉創建一個更具公義價值的生存環境。至於要從何著手，開始謀畫呢？

她的建議是，先想想你的愛好和喜悅之事，同時也想想哪些事讓你很惱怒？而在全世界所有不公不義之事上，又是哪些事讓你最熱血沸騰、徹夜難眠？而所謂的「謀畫」是與他人共思對策，改寫文化的故事腳本，並在我們的自家後院進行，最重要的是，把我們的手不畏骯髒的伸進這個混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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