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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師一道──我生命裡的良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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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見到師父，是讀頭城小學的時候。當時距離我家不遠的地方有一間募善堂，父親會去那邊禮佛，我也常跑去玩。小學五、六年級時，有一天，師父帶幾位信徒到募善堂，我遠遠看了一眼，覺得這個和尚長得好高大、好莊嚴，但因為陌生害羞不敢靠近。一直到十五歲初中畢業，我考進電信局，有一天在同事素雲的邀約下，到雷音寺參加共修，才又見到師父。
共修後，信徒們都站在丹墀聊天，師父也出來一一跟大家講話。師父看到我就問：「你家住哪裡？」我回答說：「我家住在頭城。」師父想了一想，又說：「你住在頭城，每天到宜蘭來上班，太遠了，就住到雷音寺來吧！」我很開心的說：「好呀！」當時什麼都沒想，只覺得師父很莊嚴，見了心生歡喜。就這樣一句承諾，決定了我的一生，到現在八十多歲了，沒有改變。
年輕時候的師父長相莊嚴又極具威儀，讓人容易親近，又令人不敢踰矩，舉止言談中，很令人攝受。那個時候是打電話還須要人工轉接的年代，記得每次師父到電信局來打電話，我們局裡的同事都會衝出來看這位「北門口的師父」，那段時間任何電話進來，都沒有人接聽。
師父對於弘法度眾熱情、積極，很會辦弘法活動，傳統中又有創新理念，這對宜蘭純樸的民眾而言，是極具吸引力的。例如：師父在念佛會辦講座、歌詠隊、幼稚園、補習班，各種各樣的項目活動很多。尤其是每年農曆四月初八佛誕節，全宜蘭四十八個里的里民，在里長的帶領下，主動參加佛誕遊行。我想是師父很會找事情給大家做，帶動大家，讓每一個人歡喜參與。那時候的我跟著師父學習佛法，天天有事做，雖說忙碌，但實在說，是真的快樂。
1979年，我在電信局的工作年資還差一年就滿二十五年，按例可以退休、領退休金了。那時候，師父在高雄創建的佛光山愈來愈有規模，他要我從宜蘭電信局轉來普門中學擔任總務主任。電信局的局長很照顧我，要幫我留職停薪，這一年就當作休假，等退休後領了錢再到佛光山。當時師父對我說：「如果你捨不得那筆退休金，那我給你。」我當然不可能要師父的錢，又想師父希望我來，我如果不趁年輕時跟著師父奮鬥，等到老了就沒有力氣做了，最後還是決定辭職，回到佛光山幫忙師父一起開山。
1980年，我接任朝山會舘舘長。在師父的信任和鼓勵下，十年間，我每天清晨四、五點起床到凌晨一點左右才就寢，典座（廚房烹飪等工作）、接待、房務等工作，只要哪裡有缺，我就去補位。有時信徒、遊客臨時來電要到佛光山吃飯，預定三十桌、五十桌，甚至一百桌的飯菜，我也都可以帶領團隊在最短的時間之內完成任務。未入佛門前，我不曾下過廚，完全不會做菜。因此我非常感謝師父開發我烹飪的潛能，指導我藉由「美味」與大眾結緣。
師父圓寂後，夜深人靜，曾經參與師父弘法的點點滴滴，不斷如潮水般湧出，其中我最感謝的是師父為在家女眾發心入道，但又想帶髮修行者，建立了一個「師姑制度」。師父一生倡導平等，對男女眾、僧信二眾沒有差別對待。
在佛光山，師姑雖然沒有出家相，但也是出家人，因此我們的升等、福利等辦法都與出家眾一樣，師父制定辦法時，沒有厚此薄彼。甚至佛光山最高領導單位「宗務委員會」，有宗委九人，負責佛光山各項決策，也有師姑、教士代表。師父認為，只要你肯發心、有能力承擔，常住必定會提拔，像我就是師姑代表的第一、二任宗務委員。
除此之外，我還擔任過福利監院室監院、司庫室主任、佛陀紀念館副館長、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監察人等職，當然這些都是因為當時佛光山弘法需要，師父要我去承擔，待有新秀推出，師父要我交接，我當下就放手。總要交給年輕的一代去承擔，他們才能成長。如果做得不好，我們有很多資歷比較深的人，都還可以提醒他們，傳承經驗，否則會變成「麻布袋、草布袋，一袋（代）不如一袋（代）」。師父也講過，一個國家、企業、團體如果不能「世代交替」，就無法「永續經營」，佛教也講要傳燈，燈燈相續，才能正法久住。
身為師姑，進退之間要能前能後。當需要出家眾站在前方時，我們就在後方支援，不能跟著出家眾上中前；需要出來護法衛教時，師姑就要挺身而出；等於你要認清楚師姑的舞台是在哪裡。就像我要來佛光山時，爸爸跟我說：「你要去可以，但佛光山是教團，以法師為主，你要護持他們；如果你要在佛光山強出頭，不如回家，電信局才是你的舞台。」
目前佛光山大約有百位師姑，也有一部分後來選擇落髮圓頂出家，各有發心因緣。我覺得不論以什麼身分，都是為佛教做事。大家分布在佛光山世界各地的道場服務，都只想奉獻，只想為佛教盡一分心力，這是非常好的。希望未來能有更多的年輕人加入師姑的行列。
另外，我也是唯一跟隨師父到世界弘法最久的師姑代表，很多人都羨慕我有這個福報，看似可以跟著師父走世界遊玩，其實裡面師父弘法的甘苦，只有置身其境，你才能明白。
作家林清玄曾幫師父統計弘法的里程數，一年可以繞地球兩圈半。當時跟著師父走世界，很多人都羨慕我。但有跟過師父外出弘法過的人就知道，哪裡是去玩？走的行程都是三點一線。從台灣佛光山出發，抵達當地道場或旅館，接著前往講座弘法現場，之後回到旅館，或是搭機回台灣，或是前往另一個弘法地點，尤其海外一站一站之間路途遙遠，每天的行程都排得很緊湊，非常的奔波忙碌。很難得、也很少有機會留在當地參觀旅遊，根本沒有那個閒功夫。
跟過師父出國的人曾形容，師父弘法就像行軍打仗一樣，行程都排得很緊張，常常早起晚睡，說走就走，飛來飛去、趕來趕去，這句話我感觸最深。
我記得師父在書上也有提過他自己出國的經驗，就好像經歷了「千生萬死」。怎麼說呢？一坐上飛機，短至數小時，長至十數小時，甚至數十小時，都無法行動自如，往往到達目的地，感覺脫了一層皮一樣。有時候從熱帶到寒帶，跨過數個國家，還得適應各個國家的氣候、時差、風土、人情、飲食等等。下了飛機以後，不是休息，而是不斷地講演、會客、座談、照相。就是到了下榻的房間，人來人往，是客堂，也是飯廳；是會議室，也是電話間。尤其會面的客人，常有不同的問題，還必須為他想出不同的解答方案，真是不容易。
記得有一年，師父去梵蒂岡與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見面，一結束馬上轉往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三皈五戒。兩地氣溫從六度到三十幾度，溫差很大。一下飛機，師父連毛衣都來不及換下來，直接上台。
還有，剛到歐洲開創初期，天天舉行皈依典禮、演講。師父每天三點起床，之後趕往現場主持，下台後就是會客，接著再轉換弘法場地，我們跟隨的人都還能利用師父上台時間，稍微喘息一下，但師父幾乎連上廁所的時間都沒有。有一些弟子跟過一、兩次師父的行程後，就不敢再跟了。為什麼？每天晚上都要打包行李到很晚，隔天清晨天還沒亮，就要拖著行李趕往機場或是下一個城市。師父出國一定會帶很多結緣品，會客時對方也會送禮品，東西都很多，光是搬運行李就是一件費力的事。
早期出國還好，後來慢慢的，師父名氣大了，只要他出現在公共場合，就會有很多人爭先想跟師父拍照，這時候，有經驗的侍者，就會讓出位置站到旁邊去。記得有一次，碧雲師姑跟在師父旁邊，很多人靠上來想拍照，她就擠到中間，不讓他們太靠近，以免推擠過程傷到師父。我就跟她說：「你別這樣，師父都不介意了，他們只是想跟師父拍照而已，拍好他們就走了。」
因為多年下來，師父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凡信徒來要求握手、拍照、問候，不可以阻擋、不可以說「NO！」師父把拍照當作是一種度眾弘法的因緣。
師父一生弘法，幾乎所有我們想像得到的交通工具，他百分之八、九十都坐過，像早期牛車、甘蔗車（台灣四、五○年代載運甘蔗、煤礦的小火車）、流籠、貨車、快艇到後來的高鐵等，我大概只有他的一半。看其他人坐直升機，我坐過一次搖晃得很厲害，日後看了就怕，所以再也沒坐過；坦克車坐過最多次，到金門、宜蘭金六結等地方，都會坐坦克車。師父去夏威夷弘法時，我們坐過幾次的潛水艇跟快艇。在日本本栖寺則有風帆船，有一次試著坐上去，但實在太搖晃，就趕快下船了。
回憶起這一生，我能跟著師父出國的緣分，可能是因為我會煮素菜。師父曾跟我說過二、三次，他出國的基本成員一定要有三種人：一個要會弘法辦活動，一個要會翻譯記錄，一個要會煮素菜的。
這也讓我想起，有一年，我跟容法師到關島辦事，大概在關島佛光山住了三、四天左右。容法師是閒不下來的人，一有空檔，就請當時關島的住持依宏法師安排佛學講座，我則負責講座後的素齋。用過後，大家讚不絕口，紛紛提出要我教他們煮素菜。整個活動結束後，大殿的油香收到二千塊美金左右。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師父說以素齋度眾還是很有道理的，我就跟容法師開玩笑說：「將來退休了，我們可以合作，用素齋談禪遊走天下跟大家結緣。」
1966年底，師父帶著我們一部遊覽車的信徒來看佛光山，大家看到滿山遍野的麻竹沒有一塊平地，跟師父抱怨：「這個地方，連鬼都不要來。」師父說：「鬼不來，人來、佛來就好。」往事歷歷，就像昨天才發生的事情一樣，一轉眼，已經開山五十七年了，在師父的帶領下，如今的佛光山，已經是殿宇輝煌，草木叢林到處放光。
現在，我每天還是會騎著我的電動車，到佛光山各處巡視，各殿堂禮佛，我跟佛陀祈願，也跟師父訴說：「師父您辛苦了，您這一生為了弘揚人間佛教，都沒有享受到，您現在可以好好休息了。師父您的功力道行高，下輩子，您要記得來找我，我要做您的徒弟，繼續追隨您弘揚人間佛教。」
（轉載自《人間佛教》學報‧ 藝文第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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