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雲大師
貧僧有話要說二十一說之一 我一生「與病為友」
文╱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 貧僧從小說來應該是一個健康寶寶，但眼耳鼻舌身心六根，也好像經常大病、小病不斷。算起來，一生的歲月裡一直都在「與病為友」。 人生，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但生病也是很難避免，所謂「英雄只怕病來磨」，再怎樣有錢、擁有多少親人，當疾病降臨到你的身上，你也沒有辦法拒絕。有錢的人，可以醫藥治療，甚至到國外就醫；有些疾病需要物理治療，甚至有些麻煩的疾病也需要心理治療。因為有的人意志不夠堅強，稍微有一點小病就內心恐慌；假如能夠與病搏鬥，從意志上的堅強，到心理上的建設，疾病也會減少。 貧僧自信健康，但是，人有了這一個四大五蘊和合的身體，吃的是五穀雜糧，怎能不生病呢？說來，貧僧有過的毛病，都與上述方式有關，但無論大小病況，可以說都用「時間治療」。因為沒有金錢財力尋找醫師，那時也無健康保險，只得用「時間治療」，逼得自己與病相互尊重，才能彼此稍獲安寧，所以就把它名為「與病為友」了。 兒時疾病 每遇生日即發 幼兒時期的疾病，早已不復記憶，只記得十歲以前，每到七月生日的時候，整個人就會恍惚，不是頭痛，就是昏沉，好像瘟疫降臨到自身一樣，總覺得這一天過得毫無感覺。不過，只要睡它個半天，就沒有事情了。所以，我後來就不太喜歡過生日。說得迷信一點，每到生日這一天，大概是過去世的子孫在祭拜吧，不然，怎麼會只害病一天，就忽然痊癒了呢？ 在記憶裡，出家前，每一年都會有一到二次眼睛紅腫疼痛，大人們也沒有說必須去找醫師治療，在我幼小的年齡，也不懂得有病還可以去醫治。「醫生」、「治療」這兩個名詞對我來說都非常陌生。但也奇怪，每一年的眼疾，只要一個星期，幾乎也不多一天，也不少一天，就自然會好。現在回想起來，這不都是如朋友相聚一樣嗎？當然，好聚好散，也就沒有什麼嚴重的後果了。 貧僧的童年並不嗜好零食，也沒有餘錢買零食，並沒有像一般兒童因為喜歡吃糖而有牙痛的疾病。但出家前後，最常見的毛病就是牙疼，不是這顆牙齒發炎，就是那顆牙齒蛀牙。最初的牙痛也是幾天，不要一個禮拜就好，但到了十五、六歲，因為蛀牙，牙齒有洞，每逢飯食，米粒卡在洞裡，壓迫到神經，疼痛實在難忍。 因為出家的生活非常嚴謹，也不敢告訴別人，總覺得牙齒是很堅硬的東西，怎麼會有洞呢？這實在是一件很丟人的事情。每次吃飯也不敢咀嚼，只有囫圇吞食，以免除疼痛。若再加上舌頭破爛，前後也有好多年，可以說，不與病為友又奈何呢？ 十七歲那一年，也懂得舞文弄墨了，我在日記上描述了牙齒疼痛的情況，給一位愛護我的老師看到以後，他就怪我，你怎麼不早一點說明呢？他轉告給我師父志開上人知道，我師父才對我說，你可以到南京治療。我在棲霞山出家，距離南京城還有數十公里，我從來沒有去過，師父就從棲霞山坐火車帶我到南京，找到牙醫為我治療。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牙齒有病可以治療，也是我這一生中，第一次接觸到醫生。當然，牙醫師用石膏填補蛀牙，後來也就沒事了。之後的歲月，難免也有掉牙齒、神經疼痛的情況，如今年近九旬，口中的牙齒，還是有幾顆可以幫助咀嚼飯菜，我不同牙病為友，哪裡到現在還能有這種功能呢？ 至於有人說，飯食不經過咀嚼，不容易消化，對腸胃不利，在貧僧一生當中，其它的疾病不斷，但是腸胃從來不曾跟我為難，彼此尊重，倒也沒有犯過什麼毛病。不過，在貧僧的記憶裡，還在大陸的時期，比較嚴重的就屬瘧疾了。 瘧疾襲擊 來去隨它自癒 每逢瘧疾來襲，再熱的夏天，一冷起來，就是蓋了幾條棉被，都抵抗不住。時冷時熱，真是苦不堪言。那時候的我，也不懂得如何應付，只有來的時候讓它來，去的時候就讓它去，大概都是十天、半個月，或者二十天，就自己痊癒了。 在我要離開棲霞山前，應該是十七歲那一年，瘧疾發病的情況最為嚴重，持續了一、二個月之久。我當然不懂，也不敢投訴，在那個時代，好像也沒有聽說別人有這種疾病，我沒有醫療常識，不知道病的原因，只好任其自然發展。每天到了一定的時間，寒熱交加，實在難以抗拒，好像死亡就要降臨。 有一天，正在奄奄一息、意識模糊的時候，有一位和我差不多年齡的沙彌，大概是我師父的侍者，他送來半碗鹹菜，在我的病床前說，這是你的師父叫我送來給你吃的。 那個年代歲月，哪裡有什麼好的飲食？尤其重病的人，那半碗鹹菜，真是比什麼珍饈美味還要有價值。我邊吃邊流淚，在心中發願：師父，您怎麼知道我有病呢？您怎麼送這麼好吃的鹹菜給我呢？我誓願將來一定要做好出家人，弘法利生，報答您慈悲的恩惠。 說也奇怪，那一次嚴重的瘧疾沒有奪走我的生命，後來就不藥而癒了。甚至，以後數十年的歲月中，再也沒有得過瘧疾。尤其到了台灣之後，政府為了杜絕瘧疾，如果有人患了這種嚴重的病，不但為你醫療，還可以去領賞。我真是沒想到，國家社會還有這種好的方法厚待病人。 貧僧還有一段深刻的記憶，二十歲要離開焦山的時候，出了一場嚴重的天花，除了頭部以外，全身潰爛。在那個時候，寺院裡很少人看病，就是病死了，就用木板釘個像方型桌子大小的箱子裝起來，送到後山，火化了事。 感染天花 吃消治龍痊癒 那一次的疾病，因為皮膚長了膿瘡，每一次脫衣服，皮肉和衣服都黏在一起，實在痛徹心扉。後來也不記得是哪一位同學，給了我兩顆「消治龍」的藥片，一吃痊癒。大家傳說，那是因為在中日戰爭時期，許多死屍泡在河水裡，使得水源受到汙染，不少人喝了這種有毒的水而染病致死。 有一天，同學們都吃飯去了，我因為全身潰爛膿血不能走路，就坐在學院裡看守門戶。有一對年輕的夫婦，大概是遊客，見到我便問：「你幾歲了？」我忽然想起當天是我的生日，就回答他說：「我今天二十歲。」確實，那一天正好是我七月的生日，但他大概以為我說的是「我今年二十歲」。那一刻，我也才想到，在古剎叢林度過的人生時光裡，我已經活到二十歲的年齡了。 臨離開焦山之時，一位普蓮法師跟我們講授生物學，在課堂上，不知道怎麼提到各種病症，其中有一種叫「疑心病」。他說，很多疾病，本來沒有事，都是自己疑心而增加了致病的原因。他舉例說，像本來沒有肺病的人，因為懷疑自己有了肺病，就真的難以治療了。 我回到祖庭後，感到飲食沒有營養，自覺自己害了肺病。從此以後，這個念頭多年持續不斷，每天心中不時想著：「我有肺病、我有肺病。」甚至，二十三歲到了台灣，也都還念念想著：「我有肺病。」我也曾自我安慰，又沒有人傳染，我又沒有吐血，肺部也不疼痛，哪裡會有肺病呢？但奇怪的是，「我有肺病」這個想法，怎麼樣都不能去除，甚至覺得這個念頭會加速自己的死亡。 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在無可奈何當中，忽然聽到有一個人說，番茄可以治療肺病。我一聽，覺得有救了。它不是很貴的水果，又是盛產時期，於是，我買了一抽屜的番茄。早上也吃，中午也吃，晚上也吃，我在想，吃了這麼多的番茄，肺病應該會好。貧僧到底有沒有肺病也無從得知，不過自此之後，「我有肺病」這個念頭就消失了。 抗拒疾病 勇氣信心可用 貧僧說這段話的意思，就是要告訴大家，我們身體的毛病，當然需要醫生治療，假如沒有那個條件，只要自己有信心，具有抗拒疾病的觀念，有勇氣勝過疾病，信心、耐力、勇敢、無懼、樂觀，也能有醫療的功用。 到了二十八、九歲，也就是一九五五年左右，貧僧為中華佛教文化館擔任環島宣傳影印大藏經的任務，自備了一台重達二十公斤的錄音機。我們一路從宜蘭，經花蓮蘇花公路、台東，到達屏東，沿途都是顛簸的石子路，我唯恐損壞貴重的錄音機，為了保護它，都把它放在我的雙腿上。 半個月後，到達屏東東山寺。按照佛門規矩，到了寺院，都要先在佛殿裡銷假禮拜，忽然就在禮佛跪拜的時候，我的兩隻腳疼痛難忍，幾乎站不起來。不過，已經養成堅忍的性格，也不以為意，等到四十天之後，勉強回到宜蘭，就癱瘓在床上不能動彈了。只要稍微一動，我的雙膝，就如針刺般的疼痛。 信徒聞訊，好意請了省立醫院的醫師替我檢查。醫生診斷後，大致說明：這是急性的風濕關節炎，會傳染全身，恐怕有死亡之虞，最好把雙腿鋸斷，還可以保住生命，不讓病情擴大。貧僧聽後，也沒有一點恐懼，反而心想，鋸斷雙腿也好，就免得在外奔跑、走路辛苦，從此可以安住在寺中專心讀書、寫作，那也是人生快慰的事。 要鋸斷雙腿，必須事先做一些準備，拖延了大概一個月後，感到雙腿的疼痛好像減少了，覺得也不必要鋸斷它。後來又聽信徒說，風濕病需要保暖，不能吹風受涼。從那時候起，一直到現在，無論怎樣炎熱的夏暑，貧僧都穿著厚厚的衛生褲，從未離身。那一次，沒有經過醫生治療，也沒有打針吃藥，後來兩條腿還是很正常的供我使用。我保護了兩個膝蓋，雙膝也沒有為難我，這不就叫與病為友嗎？原來，疾病來臨的時候，你不必太畏懼它，可以把它當作朋友，互相尊重，互相體貼，互相照顧，疾病和身體也會共存共榮的。 在佛光山開山後，有一段時間，不時的要去小便，經常感覺肚子餓、口渴，有一個夜晚發病，完全昏迷，徒眾感覺事態嚴重，將我送到高雄阮外科醫院。承蒙院長阮朝英醫師為我看診，在他仔細檢查後，他說貧僧患了糖尿病。我並沒有糖尿病的常識，後來才知道這叫多渴、多尿、多餓的三多症，也叫消渴症。他又對我說：「你的胃長得跟別人不同，應該說，五百萬人當中，都不容易有和你一樣特殊的腸胃。」貧僧聽了這話，也不覺得有什麼，心想，大概是他安慰病患者的好意吧！ 與糖尿病 相安陪伴一生 被宣判得了糖尿病後的好幾年，貧僧一直感到體力不支，全身無力，經信徒介紹，和台北榮民總醫院新陳代謝科蔡世澤醫師結上了因緣。蔡主任告訴我可以先吃藥，如果血糖還是升高的話，再施打胰島素治療。就這樣，貧僧每天依照醫師指示，打針吃藥，從此，糖尿病陪伴我一生。靠著蔡醫師給我糖尿病的知識，我對它沒有過分的防備，它也沒有給我過分的威脅，像朋友一樣，互相好意相處，想來，這應該是最長久的朋友了。 當然，因為糖尿病的關係，起居之間，也影響到一些日常作息。醫師交代徒眾要照顧我的身體，並且告誡我要注意飲食，什麼能吃，什麼不能吃，這讓我感到非常的困擾。因為一般都說，患有糖尿病的人不能吃過多的米麵，避免澱粉醣類食物增加血糖的指數；但不吃米麵，食不飽腹，日子實在難過。後來，我也沒有太去忌口，每天照常生活，有飯吃飯，有麵吃麵，隨緣過日子。一直到現在，貧僧血糖的指數，大約都在一、二百之間。 後來的大夫看到這些數據說：「現在你年齡大了，這還不至於有什麼關係。」我在想，過去年輕的時候，也大都是在這一、兩百之間的數值，你怎麼不早點告訴我呢？貧僧覺得糖尿病不是問題，但是要勞動、工作、運動，因為每天運動，消化了醣份，不會造成血糖過高的現象，那就應該不是什麼嚴重的事了。 當然，到了老年，因為糖尿病的關係，又附帶眼耳鼻舌身心都受它的影響，等於朋友交往久了，難免有彼此的意見，忍耐一些，也能相安過去。不過，這又是後話了。 本版歡迎讀者提出相關問題，並留下聯絡方式，將由專人為您解答。問題與回響請e-mail：mtn6@merit-times.com.tw或寄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369號二樓人間福報編輯部—「貧僧有話要說」特輯收。
貧僧有話要說二十說 「可」與「不可」
文／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 在晚清末年的時候，知名人物曾國藩先生，他最大的特長，被人讚譽為「知人善用」，他對於如何知人、用人，讀他的《曾國藩全集》自能心領神會。他可以為滿清打敗氣勢如虹的太平天國，也是靠著他的識人、知人。在滿清對漢人不是太信任的狀況之下，他能夠保住大清的江山，曾國藩的「識人」，確實應該受到我們的肯定。 歷史上知人用人的能者很多，但是不能知人善用的人，也不在少數。世間上，凡是做領導的人，政治界的也好、企業界的也好、教育界的也好，對於選用部屬，「識人」可能是一個重要的能量。有的人，本來事業難成的，因為「識人」，得天下英才而用之，什麼都轉危為安、轉壞為好了。也有的人，本來做得轟轟烈烈，由於「不識人」，最後一敗塗地。可見得，這個「識人」，關係著人間事業的成敗，這是很重要的因素。 什麼是能用的人呢？什麼是不能用的人呢？在貧僧的心目中，凡是善事，都講「可」的，都應善用；凡是官僚，講「不可」的，就應該保持距離，以免影響好事。 貧僧對這一個「識人」的問題，不能和過去這許多的歷史人物相比；因為貧僧沒有財勢，沒有交友廣闊，沒有選用天下英才的能力，只是說，在佛門裡面，有一些老成持重的發心人，或者一些肯得患難與共，所謂「發心」、「有共同理念」，那就是我們最得力的人才了。 說「可」的人 必定有人緣 是人才？不是人才？要有選擇的慧眼。我對於是人才、不是人才，往往只看他做人對善惡能否分辨，他知不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他的性格是惡、是善呢？這是根本的條件。然後，我就是看這一個人對事情是肯得說「可」，或者說「不可」，我在這方面比較有計較。 凡是說「可」的人，我覺得他肯得與人為善，肯得從善如流，必定有人緣，能夠和人相處。凡是一個人找上他，他都回答「不可」、「不能」，拒人於千里之外的，這種人必然不受人歡迎，也就是所謂「官僚」、「打官腔」，沒有服務的性格。遇上這樣的人，大部分我也都不喜歡用他。 在佛門裡，有所謂「宗門思想」，你對於信仰虔誠不虔誠？你對於工作倫理知道分寸嗎？你對分內的事、不是分內的事，都能很關心嗎？你肯得主動的處理事情嗎？或者你有道德勇氣嗎？你對於情、理、法，都能照顧周到嗎？ 記得多年前，有一個弟子從美國旅遊歸來，他很得意地說：「我只要講一個字，在美國就能夠通行無阻。」有人好奇問他：「一個什麼字？」他就用英文說：「No」，就是不可以、不知道、不懂、不會的意思。 又有人問他：「為什麼一個『No』字，就可以讓你在美國通行無礙呢？」他說：「例如，我在海關，他們用英文問我入境的情況，我就回他：『No』。因為他怕麻煩，怕跟我囉嗦，就批准我，讓我入境了。或者在美國駕車，有違規了，警察來取締，跟我講什麼話，我都跟他說『No』、『No』，意思是說，你講的英文我都聽不懂，他也嫌我麻煩，就把我放行了。」 就這樣，過了不久，他又到美國去旅行，但這一次，我從別人那裡聽到說，他被美國的警察機關逮捕了。因為「No」，不能走遍天下。 說「不」的人 無法與人合作 幾十年來，在我身邊接觸過的一些人事，如果我看到他們的性格不肯以助人為本、不肯以結緣為要，我大都是隨他們自然發展；因為凡是說「不可、不能」的人，必定無能，必定破壞好事，必定不能與人合作。因此，我對這些說「No」、說「不能」的人，大多不會重用他。 相反的，凡是肯得講「我能幫你什麼忙嗎？」、「有什麼我可以為你服務嗎？」、「什麼事我來替你做做看」，能夠主動、能夠見義勇為的，所謂「助人為快樂之本」，有這種性格的人，我都非常欣賞。 例如，做一個知客師，客人來了，他必定需要引導參觀，需要餐飲的招呼，需要聯絡什麼事情；但是，有的知客師父怕麻煩，都是問：「你吃過飯了嗎？」如果對方說：「沒有。」他就說：「喔，你趕快去吃飯！」事情就這樣推諉了。 或者，客人來了，有的知客師劈頭就問：「你有到大雄寶殿拜佛嗎？」客人說：「還沒有。」他就說：「你趕快走那邊去拜佛。」把客人打發走了，他就沒有事了。 這類的知客師，雖然看起來也不是什麼罪大惡極的壞人，但是這種沒有真誠待人的心理，哪裡能獲得人心歸向呢？ 所以，做一名知客師，對於來訪的人，都要知道他的需要。所謂「知客」，就是要「知」道「客」人需要什麼，他需要吃飯嗎？他需要住宿嗎？他需要找人嗎？他需要辦事嗎？他需要聯絡什麼嗎？你都要能認識、了解，自己承擔下來，幫助他一一解決問題，不要推三阻四。 像我們當初建寺院，要去辦建築登記的時候，到了縣政府，他說你到民政局；我們到了民政局，民政局說：「你到建設局。」我們到了建設局，他說：「你這個是宗教的嘛，應該再回到民政局。」他們就在那裡推來推去，我們也不知道究竟要找哪一個局才好。 曾經香港有人寄了一尊佛像到宜蘭給我，我到基隆海關辦入關手續，就在那棟大樓裡上上下下，不知跑了多少趟，都還找不到頭緒。後來有人告訴我：「你不要這麼麻煩嘛，找個報關行幫你的忙，問題就能解決了。」我心裡想，唉！都怪自己。要節省經費，凡事親自操勞，有時候確實耗費時日，不容易達到目的。 記得有一次，我到海外訪問一個地方，他們用最好的飯店招待我，但是房門外面經常站了一個人。是來監視我們，還是替我們解決問題？我也不知道。不過，我在房間裡，多次聽到有人來找我，他都是大聲地問：「你來幹什麼的？」「我來找星雲大師的。」「你找他幹什麼的？」來人聽了，都不知道怎麼回答。 或者來人說：「我是大師的親戚。」這個人又說：「今天不可以！」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個人要說「今天不可以」。來人聽他這麼一說，也只得告退了。 我到這一個地方是如此，到另一個地方也是這樣；這種國民，已經養成沒有服務的性格，凡事都想拒絕了事，一句「不可」、一句「No」，什麼事就都了了。 後來，我又到了另外一個國家，那一個國家的飯店服務人員見我一到，就起身來問：「我能幫你服務什麼嗎？」「我可以為你做什麼嗎？」他承攬了我想要做的事情。他說：「你跟我來，我帶你到什麼地方去。」他不但幫我找到我的目的地，還幫我找到我要找的人士。 親切招呼 將公司交給你 美國迪斯耐樂園，所以能在世界各地發展到這樣的盛況，他就是講究服務精神。例如我曾在一本書看到，一位母親帶了一個小孩，小孩忽然要上洗手間，不知道在哪裡。剛好有一位服務人員經過，母親向這位服務人員提出要求。他說：「我帶小朋友去。」走了好遠的路，之後又把小朋友帶回來。這位母親是一位很富有的人，後來就出錢支持迪斯耐樂園，感謝他們這種服務的精神。 另外，我還記得一件事。有一位老太太爬山，遇到下雨了，從山上走下來經過路旁一間小店，裡面有一位年輕人招呼她說：「老太太，請你坐下來，在這裡躲個雨吧！」並且端了一張凳子給老太太坐。這位老太太也沒有要買東西，不過，年輕人還是殷勤接待。等到雨停了，還送老太太從哪裡走路，到哪裡坐車。 過了幾個月，這位年輕人收到一封信，說這位老太太要贈送他一家公司。原來這位老太太也是一位富婆，她認為年輕人的主動熱忱服務，值得把公司託付給他。所以，推諉不能致富，服務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幾十年來，我在世界各地弘法旅行，也會遇到這許多歡喜說「可」、歡喜說「不可」，歡喜說「No」、歡喜說「Yes」的人；所以，我對於教育徒眾，也沒有什麼其他特殊的辦法、技能，都是告訴他們：我們做人，第一要與人相處，辦事要主動，要先開口，要有微笑，要承擔對方想要做的事情，要能幫他解決問題。就是自己不能做到，也要很詳細地告訴他處理的程序：第一先找什麼人，第二可以找什麼機構，第三可以做什麼……事情要這樣的進行。 基層人員 懂服務有前途 在四、五十年前，我想，我們大多數的人都有過的經驗，為了報一個戶口，沒有到戶政機關跑個四、五次，戶口都報不成。在我們的經驗裡，第一次來報戶口，辦事的人說：「你有身份證嗎？」我就拿出身份證。「戶口名簿呢？」我說：「我不知道要戶口名簿啊！」他說：「沒有戶口名簿，報什麼戶口？」我只有說：「對不起，我明天再來。」 第二天，我拿了戶口名簿再來找他：「我要報戶口。」他說：「你有帶印章嗎？」我說：「哎喲，報戶口還要帶印章啊？」他就說：「你不蓋印怎麼能有信用呢？」想想他說得也是有理，我就說：「抱歉，對不起，我明天再帶印章來。」 到了第三天，我又去報戶口，「你的戶長有證明嗎？有承認給你報戶口嗎？」我想：「啊？這個戶口名簿不就是戶長給我的嗎？」他說：「不行，要戶長提個證明才可以。」 為了報一個戶口，沒有花一個禮拜來去，手續都不能完成。你為什麼不一次告訴我要帶什麼證件、什麼資料才完整齊全呢？其實，那個時候，是一個講究紅包來往的時代，有紅包，一次就「可」；沒有紅包，多次也「不可」。一個公務人員這種態度，這麼刁難人，你想，我們的行政效率還能有成果嗎？ 吳修齊先生，是台灣最早期的企業界大老、統一公司的創辦人，有一次他跟我談到，他在二十多歲才開始做小服務員的時候，鄉村的人士在鄉公所裡，要領個什麼表格、填個什麼文件，因為早期普遍知識不夠，大多不會填寫，他說：「別人拒絕的，我都上前說：『我幫你』，我就是這樣歡喜幫他的忙，解決他的困難。這只是一個簡單的事，舉手之勞啊！所以，我後來事業順利，大概與我服務的性格也有關係吧。」 很可惜，過去我們政府基層的服務人員，都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就決定在他的性格的「可」或「不可」。如果常常說「可」，前途必定上升；如果處處說「不可」，只有越做越沒有人緣了。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人，他們的事業順利，並不是單憑學歷，也不是只靠能力，就是憑著肯得為人服務、肯得主動幫別人的忙；反之，到處碰壁，到處沒有人緣。 貧僧自喻是「破船多攬載的人」，凡是人家和我商量，或者求助於我，只要能力所及，我都不擅於推辭。 例如：有人跟我說，現在的孤兒很多，要辦孤兒院，我知道這個可以，那麼我就辦孤兒院。有人跟我講，現在的老人跟年輕的兒女有代溝，應該要有個老人安養的地方。我想這是好事，可以，那麼我就辦老人院。有人說，現在的青年學子，為了繳學費困難，讀不起學校，由於過去我也是這樣，那麼現在我有能力可以辦小學、辦中學，甚至辦大學。辦一間不夠，可以再辦一間，從這個國家，再辦到那個國家。我自己雖然條件不夠，但我可以藉助別人的因緣，沒有什麼不可啊！ 好事要「可」 壞事要「不可」 因為這一個「破船多攬載」的性格，貧僧覺得世界上沒有什麼不可，所以後來辦報紙、辦電台、辦電視、辦佛光會、辦讀書會、辦都市佛學院、辦叢林學院、成立美術館、推動雲水書車、雲水醫院等等，都是因為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可。 經常有人跟我說佛經看不懂，實在說，不是文字看不懂，而是道理很深。我不能因為道理很深就退卻，所以就努力想辦法，讓佛法的道理能夠淺顯易懂，能夠講了可以讓人明白。只要我肯發心、有心，又有什麼不可呢？ 後來，我又邀請大陸一百多位教授來協助佛教經典的白話翻譯工作，請慈惠法師幾次到北京、上海去聯繫相關的事情；這麼一來，我的人緣越來越廣，我的助力越來越多，事情也成就了。可見得，好事要「可」，壞事要「不可」。 有的人在一生當中建一間寺院，都難以成功，像過去的寺廟，都要經過幾代人的建設才能完成。現在，我在世界五大洲多少個國家建了多少的寺院，我哪裡有能力？我只是有一個性格：「可」。 我到了美國，王良信先生對我說，要在美國建寺院，我說「可」；我到了歐洲，黃老太太和江基民跟我講，希望在法國建寺院，我說「可」；我到了荷蘭，中國飯店的羅輔聞說，要在當地建寺院，我說「可」。全世界所有的地方，要建寺院，我都講「可」，很少有什麼地方說「不可」。 但我說一句「可」，後面的負擔就大了。對方只是給一個建議，他是一位在家信眾，哪裡有那麼大的財力擔當？我必須去解決問題：我要幫忙買土地，我要集合地方人士，我要徵求大家的意見，我要找尋工程人員，我要在這裡有所示範，我要肯得服務、我要犧牲奉獻……。所以，這一個「可」的後面，跟著要有許多的能量、因緣，在這裡貢獻、在這裡助成。 所以我說，父母沒有給我什麼財富，但是，他們生給我一個很好的性格，那就是：「可」。因此，我有一次在講演的時候，忽然說到，我們不要只是讓上帝「萬能」，我們自己也應該「無所不能」。所謂「能大能小、能前能後、能進能退、能有能無、能苦能樂、能早能晚、能冷能熱、能富能貧、能上能下、能飽能餓、能高能低」……我無所不能、無所不可，自己做個萬能的上帝。就等於佛教說「人人有佛性」，自己能做佛，應該人人也能成上帝。所以我在想，假如基督教像佛教一樣「我是佛」，人人都能成上帝，那這個世界必定非常平等、非常美好！ 內有能量 才有外在助緣 過去，貧僧在佛學院擔任院長的時候，學生要請假，這個事在訓導處應該就可以處理了，但老師們都說不准、不可。學生就來找我，我不但說可，還問他：「你要幾天呢？」他說：「三天。」我說：「路這麼遠，三天不夠啊！五天、一個禮拜吧！」學生一聽，感到很意外，以為我這麼好說話。其實，我只是懂得人性而已。 為什麼？因為他回去三天，和父母分別了一年、兩年，忽然回家了，家裡的人必然歡喜，等於過年一樣，請他吃飯，給他讚美，家庭真是樂園啊！佛學院修道的生活多清苦、多淡泊，當然，還是家裡讓人留戀了。 但我叫他在家裡待一個禮拜，三天以後，「過年」的日子過去了，總不能叫家人天天來宴請、天天來恭維、天天來讚美，到了第四天、第五天，大家都冷淡下來，他就百無聊賴了，開始想到佛學院團體生活的種種美好。一念之間，什麼是天堂、什麼是地獄，他就可以分別。他就會想再回到學院，不想要再回家了。 所以我覺得，人生要從積極面、向上、向前、向好去發展，不要朝負面的「不可」、「不行」、「不能」去想，那是不能成事的。 今天的青年們，在你的性格裡，好事你都「能」嗎？你能跟人結緣嗎？你能擔當責任嗎？你能吃苦耐勞嗎？你能勇於負責嗎？你能吃虧忍耐嗎？你「能」、你「可」，廣結善緣，放心，你必定會成功。「可」，也不是別人來教我們的，是自己內心的潛能。你潛在的能量，能夠發揮出來，這是非常重要的。 實在說，佛光山有的徒眾，也是勢單力薄；但是「為了佛教」，他發心、他「能」，就可以在海內外開山建寺。有志於向學的，鼓勵他讀書，他覺得「能」，我們就培養他，他就能從碩士、博士畢業。 所以，自己要有能量，才會有外緣，「能」是因，外緣是「緣」，有了「緣」沒有「因」，也不能成長啊！好比風調雨順都有了，沒有種子，又哪裡能生長呢？所以，大家不妨審視自問：「我是一顆菩提種子嗎？」 在西方國家，一條繩子一攔住，「不可」，這是法律，當然就是不可。在我們，辦大學很困難啊！但「可」，雖千萬人吾往矣！「可」的後面，要有承擔、要有力量。這麼簡單一個成敗的關鍵，你能叫貧僧不說嗎？ 2015.04.24口述完稿 本版歡迎讀者提出相關問題，並留下聯絡方式，將由專人為您解答。問題與回響請e-mail：mtn6@merit-times.com.tw或寄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369號二樓人間福報編輯部—「貧僧有話要說」特輯收。
貧僧有話要說 十九說 我主張「問政不干治」
文╱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 知道貧僧的讀者們，除了知道我有很多的名字以外，我還有一個名字，就是許多人稱貧僧為「政治和尚」。「政治和尚」這個名詞，我也非常不喜歡，因為貧僧從小出家，一生也沒有做過官，也沒有受過政府的津貼，甚至我和政府官員之間，偶而接受他們的訪問以外，也沒有太多交往，我為什麼要被冠上「政治和尚」這個名詞呢？ 政治，不是什麼不好，有名的政治家，像英國的邱吉爾、美國的林肯、羅斯福、德國前總理柯爾，他們為國家服務，為人民謀求福利，功在人間。也有一些政客利用權力，圖私為己，國家、人民都不放在心上，當然就不可以稱道了。 政治和尚百思不得解 說我是「政治和尚」，我是政治家呢？還是政客呢？屬於文官？還是武將呢？我有參加過什麼政治運動嗎？我百思不得其解。會有「政治和尚」這一詞，大概由於我曾經是國民黨的黨員；我自己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被任命為國民黨的「黨務顧問」，我沒有接過一份聘書，也沒有一個人轉告我是黨務顧問。後來，我又做了國民黨的「評議委員」，我也沒有接到什麼人的通知，也沒有收到聘書，只是在報紙上，看到國民黨人事中央評議委員名單中，有「星雲」兩個字。既是國民黨的黨員，國民黨給我什麼名義，我也不能推辭否認了。 說起了貧僧做國民黨的黨員，在十八歲的那一年，中日戰爭結束，國民黨和共產黨抗戰勝利，在我們佛學院的講師名單中，有一位講公民課的老師，口才相當，雄辯滔滔，非常受我們同學的敬重。有一次，他叫我們全體同學都參加國民黨，做國民黨的黨員。我也不知道做一個黨員，會有什麼權力、盡一份什麼義務，他只是發給每一個人一張黨員證書。 但當我回到祖庭大覺寺禮祖的時候，有一天，代表師兄到祖庭百里外的一戶人家做功德佛事，走在一片荒野山區，忽然想到，國民黨、共產黨的人士經常在此活動，我身懷國民黨的黨員證書，假如給共產黨知道，小命就不保了啊。於是，就把這張黨員證不放在身邊的口袋裡，而插在鞋子的旁邊；因為要走一百多里路，等到做完佛事回到祖庭，再看看這張黨證，已經磨成麵粉的樣子了。我心裡想，這樣也好，我是出家人，「本來無一物，何必惹塵埃」呢？ 貧僧建言獻策給國家 當我二十三歲到了台灣，一、兩年後，那時，國民黨有「黨國元老」之稱的李子寬老居士，他曾經和太虛大師、章嘉活佛，三個人共同列名抗戰勝利後的「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委員，他就對我們說：「你們法師，要想在台灣弘揚佛法，不給政府認同，恐怕難以活動，我勸你們，統統參加國民黨做黨員吧！」 那時候在台灣，因為蔣夫人（蔣宋美齡）是基督教徒，她的教性非常堅強，所有的公務人員，不改信基督教，難以升官，不改信基督教，難有出國訪問的機會。甚至，我們出家人要想在各地傳教，如果不是國民黨的黨員，警察也不會允許。 在那時候，貧僧非常熱心要弘揚佛法，想到我若不做國民黨的黨員，事實上會有弘法的困難。因為他叫李子寬，我稱呼他「子老」，我就說：「子老，出家人做黨員，也不能去為黨服務，光有一個黨的名義，反而給人見笑，可否讓我們不要參加國民黨的小組會議、不要叫我們繳交黨費，也不要給人知道我們是黨員；至於我們在台灣弘揚佛法，在國民黨政府領導之下，我們就隨政府安排了。」後來一、二十年當中，我也沒有參與什麼會議，偶而，在鄉村弘法布教，讓警察知道我是國民黨黨員，確實也得到方便不少。 在一九八六年，國民黨召開「三中全會」，蔣經國先生做總統，指名要貧僧出席，並且要在會中發表講說，我才感覺到有些緊張，不知道要說些什麼才好。記得會議是在台北陽明山中山樓召開，先是由祕書長馬樹禮先生報告政治，後來由參謀總長郝柏村先生報告軍事；這時候，有一位先生送來一張紙條給我：「主席（指蔣經國先生）要你下午發表意見。」 既然要貧僧發表意見，我一個出家人不能妄語，不能只是歌功頌德，我應該直接把我的意見說出來，要對當時的國家社會有所貢獻。於是我提出幾點建議： 政府開放到大陸探親 第一、我希望政府開放，讓台灣的大陸人士能回到大陸去探親。因為我們在台灣這麼多年，有家難歸、有親難投；尤其一些老兵，思鄉情切，我們不能為了兩岸的戰事，使得很多的百姓家不成家、人不成人。 第二、我希望國民黨要開放，不要只有一黨專政（那個時候還沒有民進黨）；希望黨外異議人士，例如高玉樹、邱連輝等，要能給予接納包容。因為黨外人士也有很多有為之士，不予任用，甚為可惜。假如讓他們加入政府的陣容，更可以顯見政府的力量。 第三、我希望讓佛教來辦一所大學。因為在台灣，天主教辦有輔仁大學、靜宜大學，基督教辦有東吳大學、東海大學等；在東南亞，那麼多的佛教徒，感覺到台灣沒有一所由佛教辦的大學，實在讓他們心有不公不平之感。 第四、我希望國家要發展體育。因為在國際間，像少棒、青棒為國家帶來多少的榮譽；現在也不是以戰爭為主，兩岸可以從事和平發展，在體育上競賽。現在不少人都提出，以「三民主義」的自由、民主、均富統一中國，那也不必要戰爭。我們把戰爭浩繁的支出，用來發展體育，可以揚名國際…… 至於，還有一些什麼建議，我也記憶不清了。不過，這一段講話，第二天被刊登在《中央日報》第一版。後來有人告訴我，這段講話的記錄，在國民黨的檔案裡也有存檔。那天郝柏村還對貧僧說：「今天，包括馬樹禮，我們三個揚州人都講得不錯。」其實，我自己對黨政外行，也不是要做官揚名立萬，只是說了心中的感言，希望國家、人民、佛教都有所增益，希望未來更好。 關懷社會佛教徒責任 後來，據聞蔣經國先生有所改變，陸續開放大陸探親、解除戒嚴，並且有人告訴我：「你一個和尚，都希望如此，他當然有所裁決。」我們知道蔣經國先生不容易聽信部下的建議，因為我是一個和尚，不是他的什麼部下、官員；當然，和大陸往來，我不敢居功，也非我個人的能力所及。 之後，國民黨成立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組織，我被推為常務委員，記得和前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先生，還曾經一同開過圓桌會議。後來，對貧僧被譽為「政治和尚」一詞，在報章雜誌上就屢見不鮮了。當然是譽少謗多，批評我的人都說，我是和尚還要參與政治嗎？我對於這句話一直耿耿於懷，不以為然。因為政治我們可以不參與，但是對於社會的關懷、人民的富樂，我們佛教徒不能置之度外。 太虛大師在抗戰勝利初期，據聞蔣介石曾經要求他組黨，他推辭以後，提出一個佛教今後對政治的主張：「問政不干治」。我對太虛大師的高見，舉雙手贊成。因為我們出家人做官，當警察局長、當什麼縣市長，這就不便了。不過，一些民意代表，如：立法委員、國大代表、監察委員等，這個應該要義不容辭的參與。對治理國家有關人民幸福，不能不問，所以這「問政不干治」的理想，大概就在此吧！ 殘忍批評是真自由？ 甚至後來我到高雄壽山寺的時候，已經民國五十年了。在國民黨高雄市黨部擔任主任委員的季履科先生，曾經要我競選高雄市的立法委員。當時，我已經看出台灣的選舉，不是選賢與能，完全是謾罵。我想到，假如我個人參與選舉，祖宗八代拿出來被人羞辱也還罷了，把我的教主佛陀釋迦牟尼佛，也拿出來被人辱罵，實在是划不來。因此，我就敬謝不敏了。 雖然如此，貧僧這一生，雖不想做官，也不想做民意代表，但對於社會的公平公義，有時候不能不參與意見。 我是一個普愛世人的出家人，不應該對這個世間有黨派的觀念；我做和尚，終生不悔；我做了國民黨黨員，也是終生不悔。雖然國民黨對過去政治犯的殘忍屠殺、對異議分子的冤屈，踐踏人的生命，我是深不以為然；但是，國民黨對我的寬容，雖有白色恐怖時期，我還能在那個亂世時代保住小命，也算不容易。 但貧僧對於台灣媒體的一些人士，動不動就批評說：「出家人還要干預社會？還參與政治？還要表達意見？」對於他們這種說法，我深表不認同。出家人要當兵，也繳稅，出家也沒有出國，為什麼不可以關心國事呢？至少說，我是一個沒有犯法的公民，我不是被褫奪公權的受刑人，我不能關心國事嗎？我不能對社會人民的福祉表達意見嗎？那貧僧做為出家人，普愛世人的責任，究竟在哪裡呢？ 我想到，我沒有被褫奪公權，我們的媒體和民間的一些人士，你們就這樣殘忍的剝奪貧僧公民的權利嗎？是你們無知，還是你們不懂得民主自由的真義呢？ 不依國主則佛法難立 想到我們的教主──佛陀釋迦牟尼佛，在成道以後，經常受印度的國王問道。例如：印度南方摩竭陀國的頻婆娑羅王、北方憍薩彌羅國的波斯匿王，都經常的向佛陀請問一些治國之道。佛陀對政治，曾經發表過《仁王護國經》，也倡導仁王政治，他並沒有說佛教不可以關心世事。 我在撰寫《釋迦牟尼佛傳》的時候，曾經寫到，雨舍大臣奉阿闍世王的命令，要去向佛陀請問他要討伐越祇國，能否打勝仗呢？雨舍大臣見到佛陀，很難啟口。但佛陀知道他的來意，就跟阿難尊者說：阿難，我有一個問題問你，假如一個國家教育昌明，社會倫理敦厚，父慈子孝，上下和睦，人民重視道德，守法守紀；你說，如果有另外一個國家要去侵略他，會能勝利嗎？ 阿難尊者回答說：佛陀，侵犯這樣的國家，是不會勝利的。 雨舍大臣聽了以後立刻起身告辭，他說：佛陀，我了解您的意思了。 佛陀沒有逃避，他也是「問政不干治」。佛陀雖然把佛教護法的責任交給王公大臣，但也是讓政治界保護佛教，佛教擁護人民，擁護社會國家。 佛教傳來中國，當初五胡十六國的石虎、石勒濫殺民眾的時候，不是靠佛圖澄大師顯現神通，感化他們，才減少許多殺業嗎？他拯救了多少萬千蒼生，後來二石還禮佛圖澄作老師，時常向他請教國家大事。 東晉道安大師說：「不依國主，則佛法難立。」說明佛教與政治是互惠的，佛教擁護國家，兩相受利。但是到了道安大師的弟子廬山慧遠大師，曾在〈沙門不敬王者論〉裡說過：「袈裟非朝廷之服，缽盂豈廟堂之器？」這也只是說明：宗教要超越政治。 官員一時和尚是一生 有一些所謂有修行的聖賢，他們對於世間俗事不願意聞問，所謂「不在三界內，超出五行中」，但是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文化，當佛教在衰微危急之秋，如果說不再服務社會、關心時勢，不是要自取滅亡了嗎？ 所以，太虛大師不愧是當代新佛教的領導人，他倡導佛教要改革，即「教義改革、教產改革、教制改革」，並且提出「問政不干治」的指導原則；我想全佛教徒都會奉為圭臬，大家多關心國際民生、多關心人民的幸福，而不是去從事治理的工作。我覺得當代有知識的人士，應該尊重佛教徒已經放棄治國的權利，但是不能叫他放棄關心人民的福祉。 貧僧一生中，雖沒有像慧遠大師「沙門不敬王者」，但是，我和王者、政要來往都毫無所求。佛光山當初啟建的時候，因為得罪當時的地方首長，他不給佛光山寺廟登記，一直等到十年以後，他下台了，我才領到佛光山的寺廟登記。我也很自豪的說，你做政府的官員，縱然選舉當選，總有任期，無論四年、八年，你總不能終生擔任官職吧！可是我做和尚是一生的，我以一生的歲月，跟你的政治生命相比，我比較穩操勝算。 佛光山啟建，雖然我們也辦了多少文化、教育、社會福利的事業，但我們沒有求助政府給我一塊錢的補助，為什麼？因為我有我的人格，我有我的想法。所謂「大丈夫達則兼善天下，不達則獨善其身」，我抱著這樣的原則，等於佛陀「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來為眾生來，去為眾生去」，我既是佛門弟子，有什麼不能效法佛陀的行為呢？ 一生不變我是中國人 台灣，從專制的時代，到現在實施自由民主的制度，這是很可貴的；可惜，制度雖好，思想觀念不改變，削足適履的自由民主，總有一些不合時宜。例如，貧僧初到台灣，就參與了台灣的民主選舉，最初五、六十年前，還會喊出「選賢與能」的口號，頗有堯舜的謙讓精神，後來每況愈下，就經常傳出選舉賄賂、買票的情況，醜化對手的言論。 記得有一次，陳武璋參選高雄市長選舉之後，他的總幹事洪地利議員，送了競選後剩餘的經費，說要捐給壽山寺，我也不肯接受。我一生沒有給政治人物捐款，也沒有收過買票，當然也不接受政治人物給我的捐助。洪先生就說：「這是選舉剩餘的錢，你接受，應該沒有關係。」我說：「洪議員，你知道，這個錢如果收下來一次，是關係我一生理念和名譽的關鍵啊！」他終於才把錢收回去。那就是貧僧做人的準則。 至於有人說在美國有所謂「政治獻金」事件，在美國，政治獻金是合法的，每一次選舉，政府允許人民可以在有限的範圍捐獻一些金額。我們要在美國生存，要弘法利生，有什麼不能跟美國人平等行事呢？ 我們佛教徒也是社會的一分子，雖然只是一個平民百姓，既然是民主社會，當然也具有神聖一票的權利；但是，每當選舉，出家人去投票，總要受到媒體的冷嘲熱諷，這種歧視宗教的行為，是不懂得民主的真義呢？還是自由民主的墮落呢？這實在是今日台灣的政治人物和全民都應該深思的地方。 現在，台灣的國民黨承認「中華民國」，民進黨不承認「中華民國」，但是他每次又要參與選總統，究竟他參選的是哪一個國的總統呢？我曾坦誠的說，我是中國人。因為我是哪裡人是改不了的，但每當我說我是中國人，總有人批評我不對。那麼，我不是中國人，我是哪一國人呢？我是日本人嗎？我是美國人嗎？難道要讓我做一個無國籍的世界難民嗎？ 我覺得為政之道，是要包容、和平、尊重、平等，造福全民；所謂中華文化中，「王道」比「霸道」重要啊。 總說一句，我是一個和尚，我做過國民黨的黨員，我是中國人，這是貧僧一生不能改變的。這也是我的理念和信念吧。 2015.04.25口述完稿 本版歡迎讀者提出相關問題，並留下聯絡方式，將由專人為您解答。問題與回響請e-mail：mtn6@merit-times.com.tw或寄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369號二樓人間福報編輯部—「貧僧有話要說」特輯收。
貧僧有話要說 十八說 我的新佛教改革初步
文／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 我革新佛教運動是一生志業，當為一個出家人的完成，就是一切都是「為了佛教」。 其實，我青少年的時期，非常懵懂無知，從小跟隨外婆到庵堂，知道佛教有個觀音老母，連釋迦牟尼佛的名字都沒有聽過。十二歲在棲霞山出家，寺院裡中間的佛殿也不叫大雄寶殿，而是叫「毗盧寶殿」，中間供奉了毗盧遮那佛。 當然，我追查這尊佛和我們出家人是什麼關係，前輩學長們都說，毗盧遮那佛就是法身佛，另外還有一個報身佛，釋迦牟尼佛只是應現者。他是二千五百年前，出生在印度的應身佛。當時貧僧非常的幼稚，為什麼一尊佛又有法身，又有報身，又有應身，這許多不同名稱，又有什麼分別？實在不容易明瞭究竟。 後來，年齡漸漸成長，知道僧徒不能給社會譏為無業遊民，也不能讓佛教的信徒們感覺出家人寄佛偷生。覺得佛教要從事生產，應該要革新，僧徒要有生活的機能，比丘應該要能做醫師、教師、傳教士等；比丘尼也是要能做教師、護理，要能參與著書立說等弘法利生的行列。 須靠教育 不能只是誦經 我在棲霞山七、八年的歲月，也知道了佛教不能只靠念佛誦經，應該要教育，所謂要五育並進，尤其是體育。沒有健康的身體，一些年輕的僧侶，都是閉目養神，好像老僧入定，這樣子就能復興佛教嗎？ 我沒有別的能量，那時候因年紀小，雖然也曾做過學院的自治會會長，但也只能想到做體育的倡導者。現在，社會人士都知道貧僧喜好籃球，其實貧僧不是喜愛籃球，只是覺得籃球的運動，適合佛教青年的學習成長，比較容易接受。 尤其，我從青少年就知道佛教團結的重要，因為打籃球需要有團隊精神，不是求個人表現，必須集體創作，要替隊友製造機會，彼此相互的同心協力，爭取勝利。打籃球，可以革除佛教僧青年的許多毛病。 例如：大家動作緩慢，可是籃球都講究一秒、零點幾秒的時間，要非常迅速，而僧青年精神渙散，不集中精力讀書、工作，透過打球可以激發人類的潛能，非得要積極迅速、勇猛向前不可。 境隨心轉 籃球進網得分 我又感覺到，僧青年都有很多的理由，不肯認錯。在籃球場上，只要教練的哨子一吹，犯錯的人，立刻舉手，還要向對方行禮道歉，這合乎佛教懺悔滅罪的意義。打籃球和佛教的教義，又有什麼違背嗎？就是說投球吧，打籃球並不是完全只靠力道、奮勇，要有心力，所謂境隨心轉，心中動念，籃球進網得分。體育運動，就是我革新佛教運動最初的想法了。 及至十八歲到了焦山，更受新思潮的影響，我知道了五四運動，知道了三武一宗的教難，知道了太虛大師「教產革命」、「教理革命」、「教制革命」，三革運動，我覺得要爭取佛教，非此不可。我也知道印光大師的三濫，所謂「濫收徒眾」，「濫傳戒法」，「濫掛海單」，我也很同意，但我認為，這還不是革新佛教最緊要的問題。 革新佛教，需要為佛教辦幾所大學，為佛教辦幾所醫院，為佛教辦幾家報紙，為佛教辦幾間電台（那時候還沒有電視），甚至於為佛教辦許多的農場、許多的工廠，僧徒要自食其力。當然，更要發心為社會人間服務，那是發心菩薩道不可少的行為。我就想到，要到大街小巷貼許多的標語，喚醒民眾對佛教信仰的注意，我也希望自己雖沒有力量去出版報紙書刊，至少能張貼壁報在重要的車站、人船碼頭，讓民眾了解佛法的真義。 太虛大師籌組「中國佛教會會務人員訓練班」時，他曾說過：「佛教要靠我們青年僧伽」，這是我那個時候最欣賞的名言了。可惜，在太虛大師即將被選為中國佛教會會長的前數月，就在上海圓寂了，當時他才六十歲。我為此真是如喪考妣，幾乎數日間，精神恍忽，覺得天地日月無光。這一段時間，好像是我的生命中感到最低潮的時日。 寧華藏寺 成為革新基地 後來承蒙蔭雲和尚的賞識，他看了《怒濤》月刊，知道我們這許多青年的志願，就把南京華藏寺，交給我們主管，作為佛教革新的基地。我們青年僧中，最初有智勇法師領頭，從焦山來的能培、敬三、惟春，甚至從普陀山聞訊而來的煮雲法師，都來參加我們的行列，一起為革新佛教跨進一步。我們提倡「僧伽新生活規約」，寺中一些以經懺為業的僧眾，對我們敢怒不敢言。 華藏寺位居南京侯家橋，距離現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不遠，不到一、兩公里。當時裡面已經有小小一座織布工廠，還有益華文具店、熱水供應站等設施。據說，當初在左近的數條街道土地都是寺方所有，後來住持吃喝玩樂，把它一一的變賣，使得華藏寺蒙受了法門不興的名譽。 我們希望把華藏寺的房地產收回來一部分，尤其是位在清涼山那一塊七公頃的土地。於是特地花了十石米的價碼，請來南京最有名的黃龍律師到法院訴訟。因為南京市政府強徵了我們的土地，預備做南京市第六中學。我想，要辦教育，我們也可以自己來辦，政府想辦，就去辦政府的學校，佛教辦佛教的學校。於是我們設立了華藏學校，為佛教來做一些改革運動。 可惜，國共戰爭開始，讓所有的美夢都破碎了，不得已，我們這一群青年也各自分散了。煮雲法師先回普陀山；曹敬三也隨軍不知道到哪裡去了；惟春、松風也不知道給國共兩黨哪一方逮捕，生死無法得知；智勇法師要去組織僧侶救護隊救護傷亡，把華藏寺主持交由我承擔。 因為朋友、同學都已分散，個人辦事業難成，在為前途徬徨徘徊的時候，智勇法師突然放棄僧侶救護隊，我這個人一向不喜歡退票，他雖是我的同學至交，我也不喜歡他這種臨場退票的性格，於是自告奮勇，繼續未完成的僧侶救護隊工作，把主持交由我在焦山的學長現華法師擔任。 那是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的冬天，共產黨稱為「淮海戰役」，台灣稱為「徐蚌會戰」的這一場戰爭開戰，兩軍各投入了五十萬的軍人，在沙場撕殺，傷兵死屍難以估算。在臘月寒冬的南京下關鐵道旁，有許多死屍堆。我們想，不能把這許多死屍暴屍在外，應該給予埋葬。但是有人說，這個不合理，這許多死難的居民，假如家人要來收屍，我們把屍體都埋葬了，讓他們的家人都找不到。你們要做救護工作的，應該要組織專業的訓練。 護持信仰 持續投書周刊 到哪裡訓練？有人說，到台灣。台灣在哪裡？其實貧僧也不知道，不過有人這樣說，也讓我覺得做救護工作確實需要訓練。就這樣，在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春節新年期間，貧僧來到了台灣。很多人以為我是從軍來台，事實上我是參加僧侶救護隊來到台灣，我不是軍人，這一生沒有拿過槍，沒有打過一發子彈。後來，共產黨成立了新中國，我因在台灣，變成有國難歸，有家難回，只有在台灣落腳。 我們是在早晨到達基隆港，聽說晚上才會有車子送我們到台南訓練。期間就有人說要到台北一下。我問，台北在哪裡？他們用手一指，我以為台北大概只有幾百公尺。我說，你們快去快回。哪裡知道，有近二十人，一去就不回了。 所謂「到台灣訓練」，是因為貧僧的師父志開上人和孫立人將軍交誼很深，所以稟告了孫將軍。當時他在台灣擔任軍官訓練的工作，交代我們到台南待命等他約見。到了台南，等了一、兩個星期，他只來電話關心一下，後面就沒有消息。我們三十餘人中，大約十餘人不告而別，眼看僧侶救護隊已經沒有辦法成功，貧僧只有跟大家說，大家都各奔西東吧！ 貧僧想，在台中寶覺寺，有我的學長大同法師在那裡當監院，他曾跟我通信，說他想要辦三千人的佛學院，邀約我到台灣來教書。我知道他的言詞太過誇大，那時候佛教還沒有條件能辦千人以上的佛教學院，也就沒有跟他回應。這時，因為前途茫茫，也只有去找他商量未來的去路。到了寶覺寺，才知道他在兩個禮拜前，因為匪諜嫌疑，已經逃往香港。訪友未遇，在台灣，貧僧就再沒有朋友、熟人了。 後來，貧僧又拜訪好幾家在大陸知名的台灣寺廟，他們都拒絕接受我們掛單。到處碰壁多次以後，承蒙圓光寺妙果長老跟我投緣，大概也由於他的徒眾弟子中，如智道法師幫忙事先說了多少好話，妙果長老一見到我們，就悄悄跟我講，你可以住下來。有人這樣親密盛情邀約，我就這樣掛單在圓光寺裡。 這個時候，台中有一個《覺群》周報，是太虛大師在上海創辦，由大同法師把它帶來台灣，因無人編輯，要我前去幫忙。我只編了一集，聽說就受到安全人員監視。有人跟我警告，我也不敢再前往台中了。不過，為了佛教革新運動，鼓吹佛教走出山門，走向社會，剛巧在台北有一個《自由青年》周刊，我就不斷寫文章投稿。 不久，台灣的治安單位逮捕有匪諜嫌疑的出家人，包括慈航法師等一百餘人，都被囚禁起來。經過多人營救出來之後，我們也不敢替寺方再製造麻煩，只有幫忙寺方做一些苦行工作。一年多後，到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一），貧僧到了新竹青草湖擔任教務主任。 提倡體育 學生卻怕碰球 這是因為創辦人大醒法師中風臥床不起，不能語言，住持無上法師是一位頭陀苦行的行者，對教育他也不敢聞問，就全權給我負責。大概有六十名學生，四眾弟子都有，我請心悟、心然兩位法師，一位擔任佛學教師，一位擔任佛教史教師，我教授國文。其它的世俗學科，皆由當時石油公司研究所幾位科學家，如：李恆鉞《向知識分子介紹佛教》的作者、程道腴等人教授。 我想革新佛教，需從教育著手，還是開始提倡體育。支援我的信徒，王鄭法蓮居士，從台北送來乒乓球桌、乒乓球和排球等運動器材。記得我拿了排球教學生們打球，所有的學生一個個都往後退，不敢碰球。我想想，真是感慨，當初年輕的時候做學生，想發揚佛教徒要有體育運動，遭受院方開除；現在我做了學院的負責人，提倡體育運動，學生不敢碰球。這個佛教革新，未來的前途又在哪裡呢？後來講習會搬去台北，我也藉此機會離開了。 雖然受警方監視，不過從青草湖開始，貧僧就到街頭講演，從事傳播佛教。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新春左右，受到佛教派系的排擠，我才應宜蘭居士們的邀約前往講經。 區分神佛 讓佛堂變單純 當時，每周六舉辦念佛會，我為大家講說《普門品》，本以為也只是一個臨時幾天的過程，還是會要離開的；但是人的因緣，難以料定。講過之後，男女老少都再三挽留，幾乎跪地請求，不要我離開。 可是一個小型的雷音寺，佛殿也不過三、四十坪，一百名的信徒念佛，都要站到殿外的走廊，裡面供奉大小佛像、神像一百多尊。我當然不能忍耐這樣複雜的信仰，既然要弘揚正法，要以禪坐、念佛為宗，我就把雷音寺裡所有的順風耳、七爺、八爺等神像，以及那許多肅靜、迴避牌子都收藏起來，讓佛堂單純一點，供人禮拜。我主張神佛應該要分清，不要讓人對神佛同等的看法，甚至把貧僧當為神壇的工作人員。 這一個舉動，又驚動了地方另外的一幫人士，他們認為我這種行為大逆不道，幾乎快被雷音寺管理人驅逐離開宜蘭。我為了弘揚正法；你要想趕我離開，我倒反而立志不要離開。不過，那時候宜蘭的佛教徒，尤其李決和、林松年等青、中年擁護我的人也多，讓我有機會在宜蘭繼續展開了青年學佛運動，和佛教走上社會的弘法。 辦歌詠隊 寺院弦歌不斷 後來，把周六念佛會改為宜蘭念佛會，貧僧也不曾要求擔任什麼名義，為他們建設講堂，將住在寺裡的三家軍眷，請他們搬家離開，還給寺廟一個莊嚴寧靜。宜蘭小鎮雖小，但是大家非常的純真，我也很樂於住在宜蘭。這時候，覺得可以進行革新佛教運動的開始。 最先，貧僧辦了一個文理補習班，接著繼續辦文藝班，後來宜蘭中學、宜蘭農校、蘭陽女中、陸軍通訊兵學校的老師們都來參與我的活動。有了這許多老師的支助，一下有了很多的知識分子，念佛會忽然改觀了。雖然在一個小小寺院裡，甚至借用丹墀戶外的場地，我就辦起歌詠隊、兒童班、學生會、弘法隊，每天幾乎是像個學校一樣，弦歌不斷。 那許多的青年學子，我讓他們參與到鄉村傳教，從基隆瑞芳、候硐、菁桐坑（菁桐）、頂雙溪、福隆，一直到頭城以南，羅東、蘇澳等地，這一條宜蘭縣的鐵道，完全成為我們的道場。那許多神道寺廟也都配合我們，把他們的殿堂借出來給我們使用。尤其，各火車站的站長如謝克華，甚至運務段的段長張文炳，也成為佛教徒。有時候到各處去傳教，買不起火車票，他們認為我們在淨化人心，對社會有益，都從另外一個方便門，讓青年弘法隊員進出，節省了很多的車馬費。 前後我在那裡二十餘年，以這樣的基礎，這許多人士，加上為我譜曲、教授音樂的楊勇溥等諸多信徒，散播台灣各地，把念佛會的一些方法傳播開來。例如：馬騰、王普有到了岡山，受到周羅漢的支持成立了念佛會，現在我在岡山的講堂，就是周羅漢的家宅。其它虎尾念佛會、龍岩念佛會、台北念佛會、頭城念佛會、羅東念佛會等，也這樣相繼的成立了。 車隊廣播 宣揚佛教來了 由於各地念佛會的幹部，都在宜蘭受過基本的正信佛教訓練，台灣的佛教就慢慢的改觀。雖然受到警察一些干擾，地方人士對我的疑慮，但是當我們的車隊，用三輪車裝上大喇叭出去宣揚；「我們的佛教來了！各位父老兄弟姐妹，我們的佛教來了！我們的佛教來了！」在那個蔣夫人領導的基督教弘揚勢力之下，我們能可以苟延殘喘，把佛教也能逐步的發展，把佛教叫得這麼響亮，實在說，對於台灣佛教歷史研究的人士們，應該要注意到這一點。 從此之後，台灣的傳戒、大學裡的社團、電台有佛教之聲等節目；李炳南在台中樹立的佛教蓮社，煮雲法師在鳳山的弘化，廣慈法師在澎湖的傳教，在台北一些大陸來的長老們，都能動員講經說法；以及林錦東、林大賡、外省的周宣德、朱鏡宙、趙恆惕、立法委員董正之，仗著在政府地位聲望很高的章嘉大師為背景，台灣佛教的活動一時蓬勃發展，欹歟盛哉！一大事因緣，我感覺到新佛教運動好像就從台灣開始了。 二十說 之十八 2015.03.27口述完稿 本版歡迎讀者提出相關問題，並留下聯絡方式，將由專人為您解答。問題與回響請e-mail：mtn6@merit-times.com.tw或寄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369號二樓人間福報編輯部—「貧僧有話要說」特輯收。
貧僧有話要說十七說 貧僧兩岸往來記
文╱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 記得貧僧還是兒童的時候，在離家不遠的地方，有人問我：「你是哪家的孩子？」我說：「萬福新村的。」我父母的故居就在萬福村。到了揚州，人家又問我：「你是哪裡人？」我告訴他們：「我是仙女鎮的人。」到了南京，出家以後，經常有人問起貧僧哪裡人？我說：「我是揚州江都人。」後來有因緣到了其它省分，每當人們問起貧僧哪裡人？我就回答他說：「我是江蘇人。」 周遊世界 四海皆地球人 四、五十年前，貧僧周遊世界後，人家經常把我們看成韓國人或是日本人，問起：「你是哪一國人？」我說：「我的祖國是在中國，我是中國人。」之後，因為貧僧在台灣住了六十多年，台灣人把我看成是「外省人」，回到大陸故鄉探親，離別數十年的家鄉父老們也不認識我了，都說這是「台灣來的和尚」。我究竟是哪裡人？不得已，貧僧就自嘲說：「我是『地球人』。」 自從貧僧做了「地球人」，在世界上旅行，好多移民海外的中華民族炎黃子孫，他們慨嘆自己的身世，不知自己是哪裡人，後來都學習我，說他們都願意做「地球人」。 有緣朋友 彼此沒有界限 大陸和台灣通航以後，曾經有十年的時間，因為一些誤解，使得貧僧無法通行大陸；後來獲得當時的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以及中國佛協會長趙樸初二位先生給我的開釋，我才得以再回大陸探親，至今仍然感謝不已。 現在，我在兩岸隨意來往，見到兩岸的民眾、佛教徒，彼此語言、飲食、文化，其實都沒有分別；但就是有一些政黨，以為我在台灣建立佛光山，他們說我是國民黨的人；後來我在南部建寺，與余家班、楊秋興、陳菊等地方首長也關係良好，他們又說我是民進黨喜歡的人；現在貧僧往來大陸，許多人又說我是共產黨最喜歡的人。其實，貧僧可以自豪的說，世界上，只要知道的有緣人，都是貧僧喜歡的好朋友。 在貧僧的心目之中，沒有什麼地域觀念，沒有什麼種族的分別，同是頂天立地的人類，每一個人都有父母兄弟姐妹，尤其我們都是炎黃子孫，何必要把界限畫得那麼清楚呢？ 倡本土化 人能點石成金 不過，好在貧僧不經營商業、不做買賣。但儘管我有這樣的想法，在台灣，台灣人都說貧僧把錢帶到大陸去了，就是到了大陸，他們也把我當作是境外的台灣人士，甚至有人經常質疑我，說我把錢財都拿到美國、拿到歐洲、拿到日本去了。實在說，貧僧沒有錢啊！貧僧一生都不積蓄金錢，也從來沒有過存款，哪裡有什麼錢拿到什麼地方去呢？ 我倡導本土化，有土地的地方，就有人類，有人類的地方，就有財富，財富分散在地球上任何一個地方。只要勤勞、正直、廣結善緣，還怕沒有錢嗎？ 貧僧的老家在江都「萬福新村」，我曾在一九八九年回鄉探親，一般人都說我是衣錦榮歸，算來，實際上也只提供三千美元，給他們修繕房屋。再有，就是鼓勵佛光會慈容法師，捐獻人民幣五百萬建設江都聾啞學校，也鼓勵蕭碧霞師姑，出資十萬美金給地方政府恢復重建仙女廟，只是至今也不知道仙女廟在哪裡了。後來，自己捐了百萬人民幣給母院棲霞山，聊做報答當年在此學習的恩惠。 嘉惠學子 建鑑真圖書館 二○○三年，貧僧出席鄉親前輩鑑真大師東渡日本一千二百二十五年的紀念活動。在此之前，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居士曾經倡議要辦一所國際化的佛教大學，會上他們希望有個現代化的圖書館嘉惠學子。為了效法鑑真大師的精神，貧僧沒有二念，立刻就承諾在家鄉捐建鑑真圖書館了。 二○○五年奠基動工，佛光山派遣慈惠法師來回大陸十餘次，興建了現在的鑑真圖書館。二○○八年完成後，已經成為揚州文化的地標。每兩周一次的「揚州講壇」，開壇七、八年來從未間斷，邀請兩岸易中天、馬瑞芳、高希均、于丹、錢文忠、林清玄、余秋雨、閻崇年、莫言、余光中等人開講，每次都是千人以上的聽眾。如今館裡的藏書，聽說也有二十萬冊了。承蒙書記謝正義、市長朱民陽等領導支持，貧僧很少有鄉土觀念，但有這樣的因緣，對所謂的鄉親父老兄弟姐妹們盡一份力量，也總想要滿足大家的願望。 雨花精舍 結緣化解隔閡 數十年來，由於出家、兩岸分離，貧僧對老母也沒有盡孝養之道。直到一九八九年後，為了報答母親的養育之恩，花了五萬美金在南京購買了一間宿舍，定名為「雨花精舍」，讓母親可以在那裡安養，並且請人協助照顧。不過，老奶奶經常對佛光山前去的心平、慈惠、慈莊、慈容等法師說：「這是你們佛光山在南京的『下院』，你們要派人來當家住持啊！」 母親九十五歲高齡在美國逝世以後，「雨花精舍」果真成為佛光山在大陸的下院，許多的徒眾經過南京，都會在那裡落腳掛單，現在由當家妙霖法師為大家服務。也承蒙南京的各界人士、一些黨政領導對我們的照顧，包括省長、書記、市長等人，都曾在那個小小精舍裡聚餐，吃上一碗由蕭碧霞師姑煮的佛光麵。現在想來，也是我和故鄉的一些善緣吧。 此外，南京大學找我多次講演，校長、教授、書記都成為好友。後來他們要建立分校，各界人士多所贊助，我也隨喜捐建了一間以「佛光」為名的佛光大樓。貧僧的意思是，希望中國大陸也可以享受到佛光普照吧。 多年前，香港佛光協會會長陳漢斌夫婦，把他們在上海買的兩間房子送給佛光山。貧僧到了上海以後，一些政治界的朋友都不敢進我們的大門，他們怕與宗教來往，會對他們增加麻煩。可是大家相處日久，時隔一、二十年，包括宗教局長、台辦主任等，都曾在我這小房子裡聚餐、談話，彼此消除了許多誤解隔閡。 現在，這許多小型的房舍經過徒眾和當地信徒的發心，把它擴大，已經成為一棟大樓，定位為佛光山的文教中心，也作為我公益基金會在上海的辦事處所，由滿蓮法師在那裡住持。貧僧雖然很少前去，有聞那裡的信徒大眾，在佛法裡享受人間佛教的法樂，經常聽到一片讚美之聲，這也讓貧僧感到欣然告慰了。 與上海同時的，最近在北京通州也設立了「光中文教館」，對於親子教育、藝文展覽、發揚中華文化等，也獲得很多因緣的肯定。現在由慧寬法師、慧得法師在那裡主管負責。 復興祖庭 政府協助建設 十多年前，當時的江蘇省宗教局翁振進局長，曾經和前任國家宗教局葉小文局長，跟我們共同舉辦「恭迎佛指舍利到台灣」，有數百萬人參與禮拜的行列；後來也一起組成「中華佛教音樂展演團」到世界各地表演。甚至邀請貧僧到廈門出席「海峽兩岸暨港澳佛教界——降伏『非典』（SARS疫情）國泰民安世界和平祈福法會」。由於這許多次相處的友誼，有一回，翁局長忽然提到說：「星雲大師，以後你可以回到大陸來建一間寺廟嘛！」 貧僧一聽，問道：「你們認為台灣境外人士可以在大陸建寺院嗎？」他說：「你當初在大陸出家不是有祖庭嗎？你可以復興祖庭啊！」由於他的善意，就讓貧僧在現任國家宗教局王作安局長的故鄉——宜興市，重建了過去的祖庭白塔山大覺寺。 十年來，承蒙宜興市政府蔣洪亮、王中蘇等領導，以及當初的宗教局長許偉英、所在地西渚鎮委書記蔣德榮等許多人給我們的關心，劃給我們一塊二千畝的山區土地，也獲得建設局金新華局長的幫助，為我們種樹、設立停車場，真是要什麼就有什麼，甚至，要把旁邊一座有萬頃規模的水庫改名為「星雲湖」。貧僧一再地跟他們推辭，直說不可。 幾番往來後，不得已只有說：「用半個名字送你們，就叫做『雲湖』吧。」現在，「雲湖路」、「雲湖賓館」、「雲湖國際會議中心」……紛紛都用起了這個名字來。 在大陸感謝他們的盛情，真是要風有風，要雨有雨。貧僧說一句真心話，說大陸共產黨不提倡宗教，在貧僧的感覺裡，大覺寺的建設受共產黨的恩惠幫助，比起在台灣和其它的地方建寺廟，又方便了不知多少倍。 如今，貧僧的祖庭大覺寺，大雄寶殿在今日的中國大陸，應該也算是數一數二、莊嚴巍峨的寶殿，和基地千坪以上、十五層樓高的白塔，兩相呼應。白天登塔，遠眺雲湖風光，夜晚，在西安劉劍宏居士的協助下，綻放光明，把白塔妝點得簡直是一座燈樓、一座燈山了。 大覺雲湖 伸向國際名片 因為貧僧是境外人士，於是邀請我的法子棲霞山住持隆相和尚前來兼任住持，實際負責建設工作的是都監妙士法師。他是湖南衡陽人，出生於台灣，留學美國，獲得宗教學碩士。幾年前，江澤民主席和他見面時，見他年輕莊嚴，就問他：「你這麼年輕，怎麼會出家做比丘尼呢？」他回答說：「主席，您選擇改變中國，我選擇改變自己啊！」這句話，特別獲得江主席的賞識。 妙士法師雖是比丘尼，和工商各界、信徒，甚至黨政機關領導都交往得宜。有一次，一位領導因為他的幹練，想說應該要給他個什麼職務名義，當時負責的領導就開玩笑說：「最好請他做我們的統戰部長吧！」現在，寺裡有來自大陸各省市約五十名的四眾弟子，在他的帶領下，已經分擔了文化、教育、社教等弘化工作，大家都能勝任，偶爾也會到台灣本山進修，做短期的訓練。 大覺寺每天和雲湖左右為鄰，湖光山色，也覺得美不勝收。當地政府要貧僧做一首〈雲湖之歌〉，我開頭就說：「向東是百里洋場的上海，向西是六朝繁華的金陵，南有杭城、北有揚州……」描寫這裡的交通便利，四通八達，和這許多城市相互往來，車程都在一、兩小時之間。看起來，將來度眾功能會更增加方便了。 感謝海內外信徒們的擁護，大覺寺辦過兒童夏令營、青年生命禪學營，也舉行佛化婚禮、菩提眷屬祝福禮，召開過幾次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及各種藝術活動等。這裡不收門票，不收停車費，每天歡迎千名、萬名以上的人士來訪、喝茶、欣賞美術展覽，甚至在周末、周日，和這裡的貧僧們一起過堂用齋。特別是三年來舉辦的「宜興素食博覽會」，五天之中，每年二、三十萬的人潮，良好的秩序、零公安事故，提升了人民的生活品質，不但和當地的公安成為好朋友，也獲得媒體多次的好評，市政府已經把白塔山大覺寺，列為是他們伸向國際的一張名片了。 儘管如此，貧僧也感到很慚愧，十年來在那裡開山建寺，可以說破壞山林水土，當地政府自己花了數千萬人民幣，幫助我們擋土護坡、栽花植木，修復那些山林水土，貧僧怎麼能對他們不感謝呢？ 發心貢獻 生命過程富足 話說回來，以往大陸稱出家人都叫「貧僧」，現在人家也不認為我是「貧僧」了。因為他們說，我擁有比佛光山土地更廣闊的祖庭大覺寺建設；在上海、北京擁有一整棟的文教會館；最近文化教育公益基金會也在南京成立了，甚至網路刊登貧僧因為出版多部著作，列名十大版稅收入排行榜。一本簡體字版《獻給旅行者365日——中華文化與佛教寶典》，北京人民出版社印刷發行上千萬冊，要分送給全國各大飯店、旅館等等。如此一算，現在要叫「貧僧」幾乎是不可能了。 不過在我的心裡，仔細想來，生命的過程，貧、富不只在金錢、物質上的計算，應該在發心對國家社會的貢獻。像我這種人究竟是貧僧呢？不是貧僧呢？也就不太去計算了。 最後，貧僧還有一段意見要說。現在，對於兩岸關係各說紛紜，彼此僵持不下，在我認為，只要去除法執、我執，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其實，我是認同「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因為這是何等美好的兩岸政策，是一種公平、平等的依據。台灣人不能否認自己是中國人，如大陸習近平主席講的「兩岸一家親」，這樣的和平、平等、和諧，對海峽兩岸的人民百姓有什麼不好嗎？ 二十說 之十七 2015.03.22口述完稿 本版歡迎讀者提出相關問題，並留下聯絡方式，將由專人為您解答。問題與回響請e-mail：mtn6@merit-times.com.tw或寄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369號二樓人間福報編輯部—「貧僧有話要說」特輯收。
貧僧有話要說十六說 我的恩怨情仇
當寫這一篇「貧僧有話要說」的時候，題目〈我的恩怨情仇〉，就覺得與我不能相應。在這個世間上，恩怨是有，情仇可說沒有。在佛門裡面，從我年輕成長，人家給我恩惠，我也知恩報德，但不能說完全沒有一點怨懟，我也曾經對某一些人事不滿。 至於情仇，青年的時候，一些老太太們要我做她們的乾兒子，我自己的母親都能捨，為什麼我還要做你的兒子呢？甚至也有人鼓勵我還俗，做他們的女婿，自知自己沒有什麼專長、學識，再說，信仰是我從小就培養的，我不能走錯了路。 所以，感情在人間，有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所謂兒女情長、菩薩有情，不能說完全沒有；但是出家七十七年來，我從來沒有獨處，都是過團體生活，也就從未去想個人的問題，大部分都在公眾裡活動，奉公守法。 不過，我也還沒有做到太上皇前聖潔的階段，我也是人間的凡夫，七情六欲人皆有之，只是佛法告訴我們很多對治的方法。感恩佛陀，讓我們在佛法裡面成長，應該沒有走錯了路。 至於仇恨，我沒有和人家有很大的仇恨，也沒有跟人報復的念頭，這大概也由於我從小不太計較的性格。經典說：「比丘無隔宿之仇」，有這樣的信念，因此敢說，別人有沒有視我為仇敵，我不知道，但我從未把別人看成仇敵。所以，就藉此表達一些對恩怨事情的看法吧！ 貧僧近年來和青年人講話，很注重二個問題：一個是「往好處想」，一個是要能「給人接受」，自己要做自己的貴人。 因為現在的人想法很奇怪，凡是一切事情，他都不往好處想，歡喜往壞處想。例如：記仇不記恩、記壞不記好、記債不記借，記我不記人。一個不替人設想的人，又怎麼能和芸芸眾生去相處呢？ 給人接受 報恩是富有人生 說到「給人接受」，青年人總想他找不到職業，沒有人重用他。可是，你會想到要人家接受你，你需要有什麼條件嗎？要能讓人接受，你必須要有禮貌，你要懂得談吐，你要能負責任，你要勤勞，你要忠誠、守法。儒家的忠、孝、仁、義；佛教的慈、悲、喜、捨，你一點都不具備，又怎麼能讓人接受呢？貧僧非常提倡報恩的人生，在我認為，報恩是富有，望人家給予是貧窮。所以，我也經常說，佛陀講布施，是叫我們布施給人，並不是叫人家布施給我。 說起佛教講的「上報四重恩」：父母恩、眾生恩、國家恩、三寶恩。其實這當中，比父母恩更重要的，還有一些另類的人物哦！ 徒眾依嚴法師在養母年老的時候，盡心哺育，百般孝順；但生母離他住持的寺院不遠，有時候我叫他回去探望生母，他跟我說：「我對於養母有感恩之情；對於生母，她生下我之後，就把我送給別人了。因為沒有感情，所以不感覺需要對她有孝養的義務。」可見，生母、養母，其實都有恩情，只是恩情的大小還是有分別。 外婆身教 溫和慈悲常感念 貧僧感覺到最大的恩人就是外祖母，她有許多的兒孫，犯不著對一個外孫有那麼多的關懷，但我幼年是在外祖母的呵護下，慢慢成長的。 她經常帶我外出，參加一些佛堂的集會；早晨，她把園田裡生長的青菜、蘿蔔拿到市場賣了以後，帶回來熱騰騰的燒餅、油條，就叫我起床用早餐。所以，我的童年很少在李家和父母兄弟姐妹共同生活，反而和我的外祖母相依為命的時間比較長。 出家以後，經常午夜夢迴最懷念的人，應該就是外祖母了。外祖母劉王氏，連名字都沒有，雖不識字，但會背誦《阿彌陀經》和《金剛經》。她從小茹素，十八歲嫁給我的外公劉文藻，相夫教子，克勤克儉，持家立業，為劉家建了四合院的瓦房，也買了一些土地田園。她為人溫和，性好慈悲，可以說她的身教影響我最多。 在台灣數十年，不能回去大陸，心中所掛念的當然是母親和家人，但更擔憂的是，外祖母年老了不知如何生活。及至我一九八九年回鄉探親，才知道她已往生多年了。大恩無從報答，回到美國，即刻籌措了兩千美元，交給三弟國民為外祖母建一座小型塔墓紀念。 多年後，等到我第二次回鄉，他沒有遵照我的託付為外祖母建一個寶塔，反而建一個紀念堂，把他的妻子李夏秀華牌位供在中間，外祖母只是一個小牌位立在旁邊。我一看，當時忍不住回頭，立刻拂袖而去。至今對於三弟國民的這種行為，耿耿於懷，不能諒解，這也是貧僧的恩怨分明吧！ 對於貧僧參學的母院棲霞律學院，兩岸開放後，我為棲霞山他們捐建十一間樓、月牙池、明鏡湖，甚至山門。這些都經過我的老師雪煩和尚、圓湛法師之手，也不知道他們對於我這許多想回報的恩惠，有報答了沒？ 復興祖庭 報答師長教育恩 為了報答師父志開上人的恩情，我回到宜興復興祖庭大覺寺，承蒙海內外信徒供養甚巨，也不知道多少，應該有上億的人民幣了。不過，金錢、物質並不能表達報答別人的恩惠，最主要的，是在心靈的深處要感受到，再多的金錢，也不能報答別人如山之高，如海之深的大恩啊。 佛教講「緣起法」，我們吃飯，要農夫種田；我們穿衣，要工人織布；我們的日用，需要商人供給。可以說，我能生存在天地之間，都是士農工商所有大眾施予我的恩惠，不然，我個人又怎麼能獨自存在呢？ 一九八九年回鄉探親後，對於四、五十年前打我、罵我的老師，有的雖然高齡七、八十歲了，為了感謝他們的教導之恩，如：雪煩院長、圓湛、合塵、惠庄、介如、本滄等老師，甚至同學智勇、現華、出塵等，我都多次請他們出國旅行。有的暢遊香港，有的遠去美國，甚至歐洲，讓他們觀看世界之大，也讓我報答他們當初的教育大恩。 當然，對我有恩的人不止於此，像妙果長老、智道法師，以及台灣不只萬千的信者，滋養我的法身慧命，讓我有緣分在世界上弘法利生。我對大陸、台灣，甚至世界各地有緣人的這許多恩情，不知如何報答，所以希望全世界的徒眾，為我在他們住持的分別院設立「滴水坊」，供給一飯一麵的簡食，讓貧僧也能可以感受到「滴水之恩，湧泉以報」的意義。 施恩惠給我的人，當然不一定是在金錢物質上的給予，像棲霞律學院的那許多老師給我的打罵，我都認為他們是慈悲的心腸、霹靂手段的教法，都值得我感念。 面對辱罵 內心無恨仍感念 後來有一些人，對我索求不遂，或者我實在無力應付而懷恨記仇的人，也不能說為數沒有。像我有一個侄子，一九八九年我回鄉探親後，一再表示想要到美國去，我都想要滿青年的願望。好不容易讓他去了，又要求我幫他付學費。完成學業了，又要我幫他買房、找職業，但是他生性懶惰，幾次實在無法滿其所求。後來他跟我說，你創建的西來寺二十年，我可以二天就讓它毀壞。 外人好或不好，或者基於嫉妒，或基於思想不同，這倒也罷了，對於家人親友這種無理的索求，我一介貧僧，所有的一切都是佛教的、十方的，叫我對家族做什麼，個人哪有什麼能力？我不能拿三寶佛門的錢來幫助他們啊。這種對我的仇恨、謾罵，我也只有覺得，愈親的人都是冤家債主吧！ 所以，多少年來，也有人對我批評，甚至辱罵，種種的吹毛求疵，我仍然是感念於心。我真實的沒有一點恨意，只想到，我不知如何能補報他的不足，讓我們之間沒有對立，只有情誼，沒有怨恨，只有尊重。現在，像這許多的怨憎會苦，我也不會太把它放在心上，要造謠生事、要批評毀謗的，只要能消除你的怨恨，也算貧僧對他們的一點貢獻吧！ 以上這些恩怨都還容易敍述，對於人間的情愛實在就不是能講得清楚了。 拒絕情愛 天下男女為父母 貧僧也是人，雖然出家，對於愛恨也還是非常的有體會。記得我在做國民小學校長的時候，就有一位老太太，千方百計的要我做她的乾兒子（義子），但是我絕對不能。我能可以割愛辭親，遠離我的俗家父母，我怎麼能在為僧之後，又認別人做父母呢？若要，就如經中所說，「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我需要天下的父母，不需要一個關心我、愛我、做他兒子的父母。雖承蒙他們對我種種的關懷厚愛，也只有辜負他們的盛情了。 還有一對姓潘的夫婦，也是千方百計的希望我還俗，做他們的女婿，這個可以說更加的辦不到了。我是多少的犧牲奮鬥，才有機會出家，才有機會在這裡擔任校長。雖然只是小學校長，我又怎麼能可以捨棄佛教的恩情重義？ 初到台灣，擔任《人生》雜誌的編輯，因為台灣那時候還是文化的沙漠，佛教能有一份雜誌讓人閱讀，很容易引起社會的注意，因此有一位工廠的女性員工，邀請我到他們的地方去說法。我那個時候也覺得弘法重要，因此就承認她前往。 我剛剛才在立信會計學校講過以後，我以為他們也是有一個講堂，供給我講說。哪裡知道，我去的時候，他們在一個十公尺長條型的房間裡，旁邊是通鋪，應該是女生的宿舍。他們把通鋪整理得非常清潔，讓我在那裡講說，參與的全部都是二十多歲的女性。 我當時一看，心想，地藏菩薩為了度眾生，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但貧僧不但是凡夫，也是凡身，在這樣女性的場合裡傳教說道，實在不相宜。所以我簡單的講說後，連姓名也沒有再問，從此就沒有再來往了。是我無情呢？還是我應該對人間留有一些情義呢？ 異性胡言 損己也冒犯佛教 後來也有不少次，都是精神失常的中年女性給予我一些困擾。 例如，有一天下午在佛光山大雄寶殿前，忽然有一個五、六十歲的女人，帶來兩位身高不比我矮的男眾青年，叫他們走到我前面，跟他們說：「這是你們的爸爸，趕快磕頭。」那兩個男生竟也真的向我跪拜，搞得我一頭霧水。我也不認識他們，他們做我的兄弟都可以，我那時候也才四十歲，做我的兒女，不要說名分不該，就是年齡也不相襯。 這個女性在外表看起來非常正常，但實際上，大家都說她有妄想症，已住在山下幾年。後來並沒有對我構成很大的干擾威脅，只是不斷在外面散播，說她和我是七世的夫妻，把「梁山伯祝英台七世因緣」的民間小說，拿到山上來胡言亂道。對她，她不知道有損失，對我，個人損失事小，可是對佛教不該這麼冒犯。 在台北普門寺，每逢我在台上講說佛法的時候，總有一位非常有氣質的中年女性要送一杯茶，或者送一朵花來。我也覺得奇怪，平常在普門寺裡也沒見過這一個人，為什麼講座的時候都會出現？後來，聽說她是一個中學的國文老師，因為精神異常，有一些不正常的行動，要我不必介意。 但是有一次，我和慈惠法師等人在樓下等電梯，她跑上前來就幫我拉衣領，端正我的衣服，旁邊還有好多男士、不知何處的客人，看到以後，想有這麼一位賢慧的女士對我這麼照顧，實在教我有口也難以說明。甚至於，她也寫有字條留在普門寺，教人務必拿給我，上面寫著：「我一定摘下天上的那朵雲……。」在她，是如詩如畫的感受；在我，覺得她不該有這樣的騷擾。 恩怨情事 作修道逆增上緣 做一個出家人，尤其要在社會從事人間佛教的宣揚，每天都會跟很多人來往，那時候在台灣，最怕有兩頂帽子，給你戴上了就非常的嚴重。一頂是紅色的，也就是有共產黨的嫌疑；一頂是黃色的，也就是現代人所謂的小二、小三。這對一個出家人而言是嚴重的打擊，尤其對一個青年的出家人，是非常不利的行為。當然，貧僧也是人，我也有恩怨，我也有愛瞋，只是有些誤會，都教人非常的難堪。 早年在佛光山，有一個做電話接線生的十五、六歲小女孩，我要到客堂會客，經常會經過總機旁邊，一、兩年來沒有跟她說過一句話，但在經過的時候，她都起立向我問好，我因為會客時間匆促，也沒有跟她有語言的接觸。有一天忽然在路上碰到了，我想，應該說一句給她歡喜的話，不覺就脫口而出：「妳很漂亮啊。」 在我想，一個女孩子總歡喜人家讚美她美麗、漂亮。沒有過幾分鐘，徒眾慈嘉法師就來告訴我，那個時候我是佛學院的院長，他說，這個女孩去問他：「院長說我漂亮是什麼意思？」慈嘉法師是一個非常正直的人，也不為她解釋，就罵她：「不要三八，不要亂說。」像這許多三八、亂說，我又有什麼辦法呢？ 就這樣，貧僧至今老矣！人生許多的過往，都離開不了過去的往事情仇，但仇人我沒有，或者別人對我有仇，我對別人也沒有仇。這一切一切，就如佛陀說的，都當作是我們修道上的逆增上緣吧！二十說 之十六2015.03.26口述完稿
貧僧有話要說十六說 我的恩怨情仇
當寫這一篇「貧僧有話要說」的時候，題目〈我的恩怨情仇〉，就覺得與我不能相應。在這個世間上，恩怨是有，情仇可說沒有。在佛門裡面，從我年輕成長，人家給我恩惠，我也知恩報德，但不能說完全沒有一點怨懟，我也曾經對某一些人事不滿。 至於情仇，青年的時候，一些老太太們要我做她們的乾兒子，我自己的母親都能捨，為什麼我還要做你的兒子呢？甚至也有人鼓勵我還俗，做他們的女婿，自知自己沒有什麼專長、學識，再說，信仰是我從小就培養的，我不能走錯了路。 所以，感情在人間，有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所謂兒女情長、菩薩有情，不能說完全沒有；但是出家七十七年來，我從來沒有獨處，都是過團體生活，也就從未去想個人的問題，大部分都在公眾裡活動，奉公守法。 不過，我也還沒有做到太上皇前聖潔的階段，我也是人間的凡夫，七情六欲人皆有之，只是佛法告訴我們很多對治的方法。感恩佛陀，讓我們在佛法裡面成長，應該沒有走錯了路。 至於仇恨，我沒有和人家有很大的仇恨，也沒有跟人報復的念頭，這大概也由於我從小不太計較的性格。經典說：「比丘無隔宿之仇」，有這樣的信念，因此敢說，別人有沒有視我為仇敵，我不知道，但我從未把別人看成仇敵。所以，就藉此表達一些對恩怨事情的看法吧！ 貧僧近年來和青年人講話，很注重二個問題：一個是「往好處想」，一個是要能「給人接受」，自己要做自己的貴人。 因為現在的人想法很奇怪，凡是一切事情，他都不往好處想，歡喜往壞處想。例如：記仇不記恩、記壞不記好、記債不記借，記我不記人。一個不替人設想的人，又怎麼能和芸芸眾生去相處呢？ 給人接受 報恩是富有人生 說到「給人接受」，青年人總想他找不到職業，沒有人重用他。可是，你會想到要人家接受你，你需要有什麼條件嗎？要能讓人接受，你必須要有禮貌，你要懂得談吐，你要能負責任，你要勤勞，你要忠誠、守法。儒家的忠、孝、仁、義；佛教的慈、悲、喜、捨，你一點都不具備，又怎麼能讓人接受呢？貧僧非常提倡報恩的人生，在我認為，報恩是富有，望人家給予是貧窮。所以，我也經常說，佛陀講布施，是叫我們布施給人，並不是叫人家布施給我。 說起佛教講的「上報四重恩」：父母恩、眾生恩、國家恩、三寶恩。其實這當中，比父母恩更重要的，還有一些另類的人物哦！ 徒眾依嚴法師在養母年老的時候，盡心哺育，百般孝順；但生母離他住持的寺院不遠，有時候我叫他回去探望生母，他跟我說：「我對於養母有感恩之情；對於生母，她生下我之後，就把我送給別人了。因為沒有感情，所以不感覺需要對她有孝養的義務。」可見，生母、養母，其實都有恩情，只是恩情的大小還是有分別。 外婆身教 溫和慈悲常感念 貧僧感覺到最大的恩人就是外祖母，她有許多的兒孫，犯不著對一個外孫有那麼多的關懷，但我幼年是在外祖母的呵護下，慢慢成長的。 她經常帶我外出，參加一些佛堂的集會；早晨，她把園田裡生長的青菜、蘿蔔拿到市場賣了以後，帶回來熱騰騰的燒餅、油條，就叫我起床用早餐。所以，我的童年很少在李家和父母兄弟姐妹共同生活，反而和我的外祖母相依為命的時間比較長。 出家以後，經常午夜夢迴最懷念的人，應該就是外祖母了。外祖母劉王氏，連名字都沒有，雖不識字，但會背誦《阿彌陀經》和《金剛經》。她從小茹素，十八歲嫁給我的外公劉文藻，相夫教子，克勤克儉，持家立業，為劉家建了四合院的瓦房，也買了一些土地田園。她為人溫和，性好慈悲，可以說她的身教影響我最多。 在台灣數十年，不能回去大陸，心中所掛念的當然是母親和家人，但更擔憂的是，外祖母年老了不知如何生活。及至我一九八九年回鄉探親，才知道她已往生多年了。大恩無從報答，回到美國，即刻籌措了兩千美元，交給三弟國民為外祖母建一座小型塔墓紀念。 多年後，等到我第二次回鄉，他沒有遵照我的託付為外祖母建一個寶塔，反而建一個紀念堂，把他的妻子李夏秀華牌位供在中間，外祖母只是一個小牌位立在旁邊。我一看，當時忍不住回頭，立刻拂袖而去。至今對於三弟國民的這種行為，耿耿於懷，不能諒解，這也是貧僧的恩怨分明吧！ 對於貧僧參學的母院棲霞律學院，兩岸開放後，我為棲霞山他們捐建十一間樓、月牙池、明鏡湖，甚至山門。這些都經過我的老師雪煩和尚、圓湛法師之手，也不知道他們對於我這許多想回報的恩惠，有報答了沒？ 復興祖庭 報答師長教育恩 為了報答師父志開上人的恩情，我回到宜興復興祖庭大覺寺，承蒙海內外信徒供養甚巨，也不知道多少，應該有上億的人民幣了。不過，金錢、物質並不能表達報答別人的恩惠，最主要的，是在心靈的深處要感受到，再多的金錢，也不能報答別人如山之高，如海之深的大恩啊。 佛教講「緣起法」，我們吃飯，要農夫種田；我們穿衣，要工人織布；我們的日用，需要商人供給。可以說，我能生存在天地之間，都是士農工商所有大眾施予我的恩惠，不然，我個人又怎麼能獨自存在呢？ 一九八九年回鄉探親後，對於四、五十年前打我、罵我的老師，有的雖然高齡七、八十歲了，為了感謝他們的教導之恩，如：雪煩院長、圓湛、合塵、惠庄、介如、本滄等老師，甚至同學智勇、現華、出塵等，我都多次請他們出國旅行。有的暢遊香港，有的遠去美國，甚至歐洲，讓他們觀看世界之大，也讓我報答他們當初的教育大恩。 當然，對我有恩的人不止於此，像妙果長老、智道法師，以及台灣不只萬千的信者，滋養我的法身慧命，讓我有緣分在世界上弘法利生。我對大陸、台灣，甚至世界各地有緣人的這許多恩情，不知如何報答，所以希望全世界的徒眾，為我在他們住持的分別院設立「滴水坊」，供給一飯一麵的簡食，讓貧僧也能可以感受到「滴水之恩，湧泉以報」的意義。 施恩惠給我的人，當然不一定是在金錢物質上的給予，像棲霞律學院的那許多老師給我的打罵，我都認為他們是慈悲的心腸、霹靂手段的教法，都值得我感念。 面對辱罵 內心無恨仍感念 後來有一些人，對我索求不遂，或者我實在無力應付而懷恨記仇的人，也不能說為數沒有。像我有一個侄子，一九八九年我回鄉探親後，一再表示想要到美國去，我都想要滿青年的願望。好不容易讓他去了，又要求我幫他付學費。完成學業了，又要我幫他買房、找職業，但是他生性懶惰，幾次實在無法滿其所求。後來他跟我說，你創建的西來寺二十年，我可以二天就讓它毀壞。 外人好或不好，或者基於嫉妒，或基於思想不同，這倒也罷了，對於家人親友這種無理的索求，我一介貧僧，所有的一切都是佛教的、十方的，叫我對家族做什麼，個人哪有什麼能力？我不能拿三寶佛門的錢來幫助他們啊。這種對我的仇恨、謾罵，我也只有覺得，愈親的人都是冤家債主吧！ 所以，多少年來，也有人對我批評，甚至辱罵，種種的吹毛求疵，我仍然是感念於心。我真實的沒有一點恨意，只想到，我不知如何能補報他的不足，讓我們之間沒有對立，只有情誼，沒有怨恨，只有尊重。現在，像這許多的怨憎會苦，我也不會太把它放在心上，要造謠生事、要批評毀謗的，只要能消除你的怨恨，也算貧僧對他們的一點貢獻吧！ 以上這些恩怨都還容易述，對於人間的情愛實在就不是能講得清楚了。 拒絕情愛 天下男女為父母 貧僧也是人，雖然出家，對於愛恨也還是非常的有體會。記得我在做國民小學校長的時候，就有一位老太太，千方百計的要我做她的乾兒子（義子），但是我絕對不能。我能可以割愛辭親，遠離我的俗家父母，我怎麼能在為僧之後，又認別人做父母呢？若要，就如經中所說，「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我需要天下的父母，不需要一個關心我、愛我、做他兒子的父母。雖承蒙他們對我種種的關懷厚愛，也只有辜負他們的盛情了。 還有一對姓潘的夫婦，也是千方百計的希望我還俗，做他們的女婿，這個可以說更加的辦不到了。我是多少的犧牲奮鬥，才有機會出家，才有機會在這裡能擔任校長。雖然只是小學校長，我又怎麼能可以捨棄佛教的恩情重義？ 初到台灣，擔任《人生》雜誌的編輯，因為台灣那時候還是文化的沙漠，佛教能有一份雜誌讓人閱讀，很容易引起社會的注意，因此有一位工廠的女性員工，邀請我到他們的地方去說法。我那個時候也覺得弘法重要，因此就承認她前往。 我剛剛才在立信會計學校講過以後，我以為他們也是有一個講堂，供給我講說。哪裡知道，我去的時候，他們在一個十公尺長條型的房間裡，旁邊是通鋪，應該是女生的宿舍。他們把通鋪整理得非常清潔，讓我在那裡講說，參與的全部都是二十多歲的女性。 我當時一看，心想，地藏菩薩為了度眾生，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但貧僧不但是凡夫，也是凡身，在這樣女性的場合裡傳教說道，實在不相宜。所以我簡單的講說後，連姓名也沒有再問，從此就沒有再來往了。是我無情呢？還是我應該對人間留有一些情義呢？ 異性胡言 損己也冒犯佛教 後來也有不少次，都是精神失常的中年女性給予我一些困擾。 例如，有一天下午在佛光山大雄寶殿前，忽然有一個五、六十歲的女人，帶來兩位身高不比我矮的男眾青年，叫他們走到我前面，跟他們說：「這是你們的爸爸，趕快磕頭。」那兩個男生竟也真的向我跪拜，搞得我一頭霧水。我也不認識他們，他們做我的兄弟都可以，我那時候也才四十歲，做我的兒女，不要說名分不該，就是年齡也不相襯。 這個女性在外表看起來非常正常，但實際上，大家都說她有妄想症，已住在山下幾年。後來並沒有對我構成很大的干擾威脅，只是不斷在外面散播，說她和我是七世的夫妻，把「梁山伯祝英台七世因緣」的民間小說，拿到山上來胡言亂道。對她，她不知道有損失，對我，個人損失事小，可是對佛教不該這麼冒犯。 在台北普門寺，每逢我在台上講說佛法的時候，總有一位非常有氣質的中年女性要送一杯茶，或者送一朵花來。我也覺得奇怪，平常在普門寺裡也沒見過這一個人，為什麼講座的時候都會出現？後來，聽說她是一個中學的國文老師，因為精神異常，有一些不正常的行動，要我不必介意。 但是有一次，我和慈惠法師等人在樓下等電梯，她跑上前來就幫我拉衣領，端正我的衣服，旁邊還有好多男士、不知何處的客人，看到以後，想有這麼一位賢慧的女士對我這麼照顧，實在教我有口也難以說明。甚至於，她也寫有字條留在普門寺，叫人務必拿給我，上面寫著：「我一定摘下天上的那朵雲……。」在她，是如詩如畫的感受；在我，覺得她不該有這樣的騷擾。 恩怨情事 作修道逆增上緣 做一個出家人，尤其要在社會從事人間佛教的宣揚，每天跟很多人來往，那時候在台灣，最怕有兩頂帽子，給你戴上了就非常的嚴重。一頂是紅色的，也就是有共產黨的嫌疑；一頂是黃色的，也就是現代人所謂的小二、小三。這對一個出家人而言是嚴重的打擊，尤其對一個青年的出家人，是非常不利的行為。當然，貧僧也是人，我也有恩怨，我也有愛瞋，只是有些誤會，都教人非常的難堪。 早年在佛光山，有一個做電話接線生的十五、六歲小女孩，我要到客堂會客，經常會經過總機旁邊，一、兩年來沒有跟她說過一句話，但在經過的時候，她都起立向我問好，我因為會客時間匆促，也沒有跟她有語言的接觸。有一天忽然在路上碰到了，我想，應該說一句給她歡喜的話，不覺就脫口而出：「妳很漂亮啊。」 在我想，一個女孩子總歡喜人家讚美她美麗、漂亮。沒有過幾分鐘，徒眾慈嘉法師就來告訴我，那個時候我是佛學院的院長，他說，這個女孩去問他：「院長說我漂亮是什麼意思？」慈嘉法師是一個非常正直的人，也不為她解釋，就罵她：「不要三八，不要亂說。」像這許多三八、亂說，我又有什麼辦法呢？ 就這樣，貧僧至今老矣！人生許多的過往，都離開不了過去的往事情仇，但仇人我沒有，或者別人對我有仇，我對別人也沒有仇，因此不敢說「恩怨情仇」，就改為「恩怨情事」。這一切一切，就如佛陀說的，都當作是我們修道上的逆增上緣吧！二十說 之十六2015.03.26口述完稿
貧僧有話要說十五說 僧侶修持的回憶
文╱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 在貧僧的生命中，一般人都以為我只會寫文章，只會辦活動，只會建寺廟，只會講經說法，只會寫一筆字，只會接待高官顯赫人士，只會出國旅行；但這些辦活動、建寺、講經說法，不算修行嗎？就是沒有修行，殊不知貧僧在佛門裡也有修持的過程。 零碎修行 一生受用無窮 要說修行，這本來是個人自我的密行，也不值得對人公開；只是當今的社會，悠悠之口，對別人不了解，就妄自批評，不得已，徒弟建議貧僧把自我的密行修行，在此一說，也就藉此因緣向大眾略作報告了。 貧僧回憶七十七年的出家生活，對於怎麼樣修行的，整體說來，並沒有數十年如一日，都是一些零碎的修行點滴。儘管如此，貧僧的一生已經感到受用無窮無盡了。 論說修行，我從三、四歲的時候，就跟著外婆在佛堂行走，跟著大人們念佛、繞佛、上供、禮拜；不過，那個時候只把修行當作遊戲而已，小孩子在佛堂裡奔跑跳躍、胡亂說話，當然談不上修行。真正要講修行，就從十五歲開始說起吧！ 才僅15歲 完成三壇大戒 十五歲那一年，我奉師父之命求受三壇大戒。記得我還和師父說，受比丘三壇大戒要年滿二十歲，我才十五歲，有資格受戒嗎？他聽了之後說：「你總可以去受沙彌戒吧！」後來，承蒙開堂卓塵老和尚、陪堂明度法師，以及得戒老和尚若舜長老、羯磨教授和尚仁山法師等，都同意我受三壇大戒。在這許多長老的見證下，我十五歲就完成了身為出家人必須具足的比丘三壇大戒了。 回憶五十三天受戒期中，每天不准說話，不准開眼，所謂「眼觀鼻，鼻觀心」。聽講開示，必須跪在地上，經常一跪就是三、五個小時。我記得跪在砂石地上，石子透過衣服，都嵌到肉裡面；等到解散以後，把嵌在肉裡的石子拿出來時，鮮血就隨著褲管流出。那五十三天，感覺好像是五十三年一樣，這是我青少年時期修持最值得回憶的一頁。 當時，每天早晨三點起床上早課，睡眠實在不夠。在佛殿裡拜願，隨著梵唄的節拍，都有個幾十秒鐘的時間匍匐禮拜，我經常在拜下去伏在地上的那幾十秒中就睡著了，糾察老師還用腳來踢踢我的頭，叫我起來。 曾殺生嗎 答有答無都打 這時候，有個老師問我：「你有殺生過嗎？」還是小孩子，又正在受戒，哪裡敢說自己有殺生，當然說：「沒有殺生。」老師的藤條隨手立刻滿頭、滿身抽打，喝斥說：「你螞蟻沒有踏死過一隻？蚊蟲沒有打死過一個嗎？你說謊啊！」老師這樣一說，我說沒有殺生，確實也是說謊，覺得老師打得也對。 另外一位老師又問：「你有殺生過嗎？」我這時不敢說謊，只有說真話承認：「有殺過。」他又用楊柳枝一面打、一面罵著：「你真罪過哦，你真罪過哦！」確實也不錯，我真是罪過。總之一句，在受戒期中，這樣說也被打，那樣回答也是被打。所以後來老師經常有一些問話，我也就無奈的說：「老師，你要打，就打吧！」 這就是我青少年的時候所受的僧門教育。是接受呢？還是幽默的抗議呢？現在也記不得了。 受戒結束，必須在頭頂上點燃香疤，表示身心供養佛教，一般人都點十二個香疤，家師可能怕我年幼，出家的定性不夠，就交代為我燃香疤的老師，把香疤點大一點，讓出家人的記號明顯，就不容易離開佛門了。通常十二個香灰點燃以後，慢慢燒到頭上就會自然熄滅，但是為我燒戒疤的老師，等到香灰接觸到我頭頂的時候，他像吹鍋槍吹火一樣，用力一吹，這麼一來，火勢膨脹，十二個香疤連結成一個，我的頭蓋骨燒得都凹下去了。從此沒有記憶力，甚至剃頭都不方便，因為頭頂上有個窟窿。這算是苦難呢？還是修行呢？現在回想起來也很難說。 半夜拜佛 忽然心開意解 不過，貧僧因此變得笨拙，完全失去了記憶力。不會背誦經文，對於課堂所學的內容，讀了就忘，可以說天天都被老師罰跪、打罵。有一次，又因為不會背書而被打，老師一邊抽打我的手心，一面說：「你真笨喔，你要拜觀世音菩薩求聰明智慧啊！」在童年的心裡，一聽到老師這樣的話，彷彿有了一線希望，毫無疑慮的，覺得應該要求觀世音菩薩，要拜觀世音菩薩。 但是在叢林裡面，哪裡准許個人到佛殿裡去拜佛呢？所以只有在半夜偷偷的起來拜佛。我靜悄悄的，找到一個小禮堂禮拜觀世音菩薩，念著：「悉發菩提心，蓮花遍地生，弟子心朦朧，禮拜觀世音，求聰明，拜智慧，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有人說，如此禮拜，可以蒙觀音菩薩摩頂授記，或者甘露灌頂，貧僧不敢亂說自己都沒有過這樣的靈異奇遇；但半年後，我忽然心開意解，艱澀的經文，如古典文學的《古文觀止》，幾乎是念完一兩次之後就能背誦。有人說，貧僧開悟了。貧僧不敢這麼承擔，悟道要佛陀來印證。不過後來，在一些成長的歲月中，真的福至心靈，很多困難的問題，輕易的獲得了解。這應該算是貧僧第一次覺得佛教的修持功德，實在像高山巍巍乎！像大海浩浩乎！真是佛恩浩蕩！從此謹記心中，信心不斷增上。 南北弘法 電燈桿當念珠 自此以後，貧僧無論在學院學習中，甚至到台灣來，初期的掛單期間，也砥礪自己修持苦行，擔任行堂、典座、挑柴、擔水多年，又再過午不食，刺血寫經等，以及後來也到美國閉關半年，練習這許多傳統的修行。這本來不算什麼，只是在此略說一二，說明在佛門的修持歷程，貧僧都有過體驗。只是，這許多修行內容，由於自我的分別，也有另外一些不同的看法。 說到佛教傳統的修持，記得貧僧讀書的時候，在棲霞山七年多，禁足院內，不准外出山門；每年在焦山有兩次打禪七，也曾經發願到蘇州靈岩山念佛，光是在佛門的早晚課，零星的到各處打佛七，甚至，包括連續二十六年，我在宜蘭念佛會都做主七和尚。像這樣一次、一次的七天，也不只一百次的七天以上了。 過去，坐火車南北弘法時，就以路邊的電燈桿當為念珠，每見一根電燈桿，就念一句佛號。見到路上一個行人，就念一句佛號。沒有人，有電燈桿，我就以一根電燈桿念一聲佛號；沒有電燈桿，有土地，我就一塊田地念一句佛號。貧僧的心願是，要把全世界和我的佛號融合，能夠普遍虛空、遍滿法界。現在佛光山有禪堂，每天鐘板不斷；有淨業林（念佛堂）六時佛聲不斷，當然我無法每天與大眾共修，但過去傳統的修持，在我的生命中，也占據了大部分的時間。 何處修行 服務發心苦行 三十歲以後，貧僧的思想有所改變，我覺得修行不是在形式上，也不是在口邊，更不是裝模作樣的，真才實學非常重要。所謂真才實學，除了不斷提倡簡約，自己也實踐簡樸的生活，一飯一菜的簡食，睡覺時只有一張沙發、一張座椅，就是睡在地上，貧僧也都能心安理得、隨緣自在。 所謂修行，貧僧認為，人間佛教應該重視生活中的行住坐臥、衣食住行，甚至任何作務、勞動也要當成修行。像禪門祖師大德，大都是從作務中砥礪自己，成就修行。好比多年前，我在講演集裡曾經舉過的例子：雪峰禪師在洞山座下任飯頭，靈祐禪師在百丈座下任典座，慶諸禪師在溈山座下任米頭，道匡禪師在招慶座下任桶頭，灌溪禪師在末山座下任園頭，紹遠禪師在石門座下任田頭，曉聰禪師在雲居座下任燈頭，稽山禪師在投子座下任柴頭，義懷禪師在翠峰座下任水頭，佛心禪師在海印座下任淨頭，懶融禪師典座，印光大師行堂等等。他們都是開悟的高僧大德，不從這許多作務去體證，怎麼能悟道呢？所以服務就是修行、發心就是修行、苦行就是修行。 在人間佛教裡，貧僧也體會到，居家的修行、工作上的修行、人我關係的修行，以及在五欲六塵裡如何克制自己、超越自己，是昇華自己的修行。像搭飛機到世界弘法，別人視長途旅行為畏途，覺得飛得很辛苦，但我在飛機上，一樣忙碌，忙著看書、忙著寫文章。不去想時間，只想工作，再遠的路程，也很快就到達目的地了。 因此，我把「修行」改作「修心」，因為修心是要從內心變化氣質、淨化心靈，淨化自己的思想、身心，長養自己的道德觀念、做人正派。就像「八正道」裡的正見、正思惟，所謂「佛法無量義，應以正為本」，等於儒家所說：「寧可正而不足，不可斜（邪）而有餘」，這是重要的行事原則，才能算是真的修行。 人間佛教 釋迦牟尼發明 貧僧一生提倡人間佛教，實在說，人間佛教並不是哪一代祖師發明的，人間佛教的發明者是釋迦牟尼佛。因為他沒有對天人說法，也沒有對地獄、畜生說法，他是人間的佛陀，完全對人間弘道傳教，這不就是人間佛教嗎？ 世界上的生命都非常可貴，但人類之所以為萬物之靈，是因為在一切眾生中，只有人頭頂著青天，腳踩著大地，頂天立地，不像豬馬牛羊背朝天。此外，只有人有信仰。信仰中，不要相信權威，不要相信傳說，佛說「自依止，法依止，莫異依止」，這是多麼偉大崇高究竟的宣言。 所謂人間佛教，對個人要講究誠信，講究正派，講究慈悲，講究結緣，最重要的，要能給人接受。給人接受的人，雖然不能到達聖賢的地步，至少也不會愧對一個堂堂正正的人生。 個人之外，對家庭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這是傳家至寶。做人處事方面，儒家的四維八德、佛教的五戒十善，都是人間的佛教；甚至於發菩提心、四無量心、四弘誓願、六度萬行，戒定慧三學……，這些都是人間佛教。 實踐三好 人生善美圓滿 十幾年前，貧僧倡導「三好運動」，等於佛教講的身、口、意三業，即：身體要做好事，口裡要說好話，心中要存好念，也是現代人經常說的真、善、美的意思。口說好話，好話就是真話；身做好事，好事就是善事；心存好念，好念就是美學，就是美心。身口意的三好，不就是真善美了嗎？在國際佛光會裡，除了提倡四句偈、八句宣言，尤其重視五和的人間佛教。所謂「五和」，第一、自心和悅，第二、家庭和順，第三、人我和敬，第四、社會和諧，第五、世界和平。 在佛陀紀念館，貧僧也用一教、二眾、三好、四給、五和、六度、七誡、八道，作為八塔的命名。真能做到八塔的內容，也就是人生圓滿的境界。人生的圓滿，不就能和佛陀相應了嗎？正如六祖惠能大師所言：「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求菩提，猶如覓兔角。」平常生活，都是我們修正、淨化、昇華自己的修行因緣。 佛陀紀念館的興建，主要的就是要宣揚文化、提倡教育，弘揚人間佛教。現在社會上的名人、學者、教授也都在探討人間佛教。尤其，中國大陸特別接受過去太虛大師和趙樸初居士等人提倡的人間佛教，他們熱心推動，我也給予隨緣贊助響應。 曾經有一位信徒這麼說：「師父！如果你們都去閉關，或入山修行，誰來接引我們，教化我們？」誠然，修行是非常重要的！但修行絕非以遁世避俗來作為逃脫現實的藉口，也不能以此自我標榜，徒博虛名；更不可巧立名目，譁眾取寵。修行並非空洞虛無的口號，而應該是腳踏實地的自我健全，犧牲奉獻。人間佛教的光芒，今後普照大地，成為僧信的修行準則，不亦宜乎。 二十說 之十五 2015.03.25口述完稿 本版歡迎讀者提出相關問題，並留下聯絡方式，將由專人為您解答。問題與回響請e-mail：mtn6@merit-times.com.tw或寄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369號二樓人間福報編輯部—「貧僧有話要說」特輯收。
貧僧有話要說十四說 我是一個垃圾桶
文╱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 貧僧自號「貧僧」以外，自己也覺得是一個雲水僧；不過，現在又想起來，貧僧也是一個垃圾桶。 所謂垃圾桶的意思，就是在我的一生當中，接觸的萬千群眾，尤其是信徒和出家弟子，好事很少向我報告，他們都是有苦難、煩惱、妄想、委屈、不平、貪瞋愚痴了，才到我這裡來訴說。貧僧覺得，他們也應該有一些人間的樂趣才是，為什麼要到煩惱的時候，才來找我，讓我這個垃圾桶裡面經常都是滿滿的垃圾呢？ 心中有焚化爐 也是放下 後來貧僧也學會了處理垃圾的方法，垃圾來了，只有告訴他對治的方法——「有佛法就有辦法」，就這樣，才有這句傳開的話題。對於別人丟給我的煩惱垃圾，我處理的方法，就是在自己心中設立一個焚化爐。煩惱垃圾來了，立刻把它焚化，讓這許多煩惱垃圾不要存在心上。 我提倡「放下」，都有人批評說，貧僧太消極。人生這樣也要放下，那樣也要放下，還有什麼意義呢？殊不知，放下才能「提起」。好像你出外旅行，要有一個皮箱，要用的時候，當然要提起；不要用了，你背著皮箱在家裡的客廳、廚房來來去去，有那個必要嗎？所以後來，貧僧自覺自己也是一個很能擔當，也有勇氣的人，把「放下」改成「提放自如」。凡是人間一切金錢事物，甚至於佛法，要用就提起，不要用就放下，何必在心上負擔那麼沉重呢？ 誰是誰非 忍耐就過去了 處理煩惱垃圾的方法，除了「放下」以外，就是「忍耐」。我記得數十年前，開始辦佛學院的時候，年輕的學子在一起相處日久，有些人難免彼此之間會有爭執，他們爭執不下的時候，就有人氣憤不平，報告監學老師。監學老師就勸他，你忍耐一點嘛！當然他不服氣，再去跟訓導主任反映。訓導主任也跟他說：「你忍耐一下。」他還是不高興，甚至就來找我。貧僧那時候是院長，兩個人的爭執，誰是誰非，各有理由，也只能告訴他說：「你忍耐一點，忍耐一下就過去了。」 學生就在我面前忿忿不平的說：「忍耐、忍耐，你們都叫我忍耐，難道除了忍耐，就沒有別的辦法了嗎？」貧僧只想，忍一口氣風平浪靜，退一步想海闊天空，對於爭執、計較，處理的方法，沒有比忍耐更好的辦法了。 過去有一戶人家，父親過世了，留下十七頭牛，遺囑上寫著，三兄弟分家，其中大兒子得二分之一，二兒子得三分之一，小兒子得九分之一。但是十七頭牛，二分之一、三分之一、九分之一的分法，都不是整數，怎麼分呢？三個兒子就天天吵架。 鄰居一位長者看到了，就把自己僅有的一頭牛送給他們，讓他們好分家。這下子，十七頭牛加上長者的一頭，共十八頭牛，大兒子應分二分之一，得到了九頭牛；二兒子三分之一，是六頭牛；小兒子九分之一，是二頭牛。最後，三兄弟發現，所分到的九頭牛、六頭牛、二頭牛，加起來剛剛好是父親給他們的十七頭牛，不多也不少。於是就再把多出來的一頭牛，還給隔壁的長者。長者絲毫沒有損失，反而替三兄弟解決了問題。像這樣對於分家的處理，貧僧也有過多次的經驗。 人不分地域 都是佛弟子 有一個信徒家裡起了糾紛，兄弟五人要分家，彼此僵持不下，就要我去為他們主持公道。這應該是貧僧在五十年前年輕的時候，遇到最難解的問題了，我哪懂得分家呢？尤其五個兄弟，各有立場，各有計較，每一個人爭的都有理，財產怎麼分？ 後來，我就跟他們打趣說，你們這樣子相爭不下，最公平的辦法，就是把你們家裡的所有桌子，鋸成五份，一個人拿一根；把碗盤打碎，一個人拿一塊；把房子拆了，一個人拿一份，我想這樣子最公平了吧！他們聽了以後，才知道分家不能太計較，吃虧也是福哦！ 我到宜蘭弘法，那裡的人很單純，信徒都像君子之交，其淡如水，也沒有什麼事故。後來我到高雄，高雄是一個很熱情的地方，在高雄佛教堂就發生了地域觀念。 最初，苓雅區的信徒居多，接著，因為我的關係，隔壁的新興區，就有很多信徒來參加共修，又再過了幾時日，鹽埕區信徒也過來共修了。在這一個小小佛堂裡，經常大家計較。這是這個區，那是那個區，甚至於說，這是高雄幫的，那是台南幫的，還有說是澎湖幫的，彼此爭執不下。 我也不得辦法，只有集合大眾說：「你們如果都這樣子計較的話，我也不是你們這許多區域的人，明天我也應該走路。」甚至於我也跟釋迦牟尼佛講，「你是印度人，還是回到印度去吧！」大家才感覺到他們的地域紛爭、計較，實在無聊。後來在佛教堂裡，從各地來的人，雖有區域不同，但信仰相同，都是佛弟子，也就沒有這許多爭執了。 沒人情包袱 就業更容易 在四、五十年前，台灣的社會經濟還沒有起飛，一些青年學生，學校畢業之後，想找個職業非常困難。有一些信徒，就想到來找師父幫忙，介紹一份職業。可是這個貧僧師父，雖然工商界的信徒也不少，但夠他信賴的人士，也不是一經介紹，就獲得他的信任，照單全收。要找一個適當的時機因緣，為這一個青年找一份職業，實在也是一個難題。不得已，經過了一個月、二個月，甚至三個月，好不容易找到一份適合的職業，叫他去面試的時候，他回答說，我已經在另外一個地方上班了。我那幾個月的辛苦，付之於流水，這個還不打緊，我對於負責人沒有交代，失信於人，這是我最難堪的感覺了。 接續這許多垃圾難題，後來凡是有人要我替他找職業，我就告訴他，現在一般的機構，對於人情、八行書都不會很信任，我建議你在報紙上，找那許多分類的小廣告，看到哪一個適合，跟他們的負責人說，我給你試用二個月、三個月，因為對方沒有人情的包袱，聽到給他試用二個月、三個月，他沒有負擔，你就很容易找到職業了。 再有，一個家庭母女兩人，前來要求出家，聽到母親的述，也覺得適合，發起道心。我們當然有成人之美的心願，就允許母女出家修道。四十餘歲的母親，信心道念確實非常的堅強，但十七、八歲的女兒才高中畢業，就不是那麼單純了，經常和外界通電話，甚至於過多的書信往來。在佛學院，很難容許這許多行為，對這種有叛逆性格的青年，老師們都要我處理。 貧僧自己過去受的是打罵教育，但是貧僧覺得，需要有上等根機的人，才能接受得起這樣的鍛鍊和考驗，現在一般人的根性，已經不適合打罵教育了。 人的煩惱垃圾 用心處理 客廳、餐廳有一些垃圾容易處理，團體裡的人，他有思想，有無明煩惱，要處理人的煩惱垃圾，就不是那麼簡單了。 有一天，這一位初入道的學生來找我，對我說：「院長，我的母親一定要我跟她在這裡出家，但是我沒有出家的性格，因為我看到男人都非常喜歡，我這種個性怎麼能在清淨的僧團呢？請院長說服我的母親，讓我再回到社會吧！」 我一聽立刻答應，我覺得這一位學生這麼坦誠，直接了當，避免彼此走很多曲折彎路去了解。當然說服她的母親不難，不過，可憐這一位年輕的孩子，這種不成熟的性格，回到社會怎麼能生存呢？我就跟人借了五萬元新台幣給她，跟她說：「妳回去還要生活，慢慢的把頭髮留起來，幾個月後，找一個正當職業，將來要正派，找到一個好的對象，相夫教子，成家立業，就不能再有別的煩惱妄想了。」 另外，還有一位也是二十歲左右入道的女青年，已經出家二、三年，都很規矩守道，但是有一天，她跟我說：「院長，我家裡有個祖母，年已七十多歲，獨居生活，靠著我做舞女的母親賺錢養活，現在我四十多歲的母親，患了不治之症，也沒有辦法繼續做舞女了，就回家陪伴祖母。」她說她實在於心不忍，想要回社會就業，照顧她的祖母和母親。我一聽，唉！這也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 時月磨練 圓滿解決煩惱 那個時候，高雄縣政府有個公辦民營的老人公寓，政府把公寓交由佛光山辦理，裡面也收容了二百多位老人。我就找了黃美華主任，我說能容許這個青年人的母親和祖母在公寓裡生活嗎？獲得了她的認可，我再告訴這位青年學生。她認為不妥，她願意自己負擔起孝養祖母和母親的責任。人各有志，雖然可惜在修道的路上又增加了損失，可是在人倫孝道上，貧僧也不能不協助她再去到紅塵裡奮鬥吧！ 總之一句，經常來找我的信徒也好，學生也好，都是有許多苦難的問題，很多的糾紛，難以排解的是非，都得要去處理他們丟給我的煩惱垃圾。 在佛光山開山初期，不少的退伍軍人到佛光山分擔各項工作，如：廚房、園藝、清潔、司機等，因為過去軍人的性格，在一個無諍的僧團裡面，有一些也不容易適應。佛光山的職事對這許多不適合的人事，都來找我去處理這許多問題。起初要叫一個不認識的工作人員離開，實在難以啟口；但貧僧經過時月人事的磨練，對這許多要丟棄的煩惱垃圾，總能很歡喜圓滿的解決，很少有後續的糾紛。 徒眾在世界各地弘法，有的好大喜功，在當地建設道場，也沒有計算，就跟人家訂約，到最後賠償，搞得要訴訟，這個都是給佛光山難堪的垃圾問題，我都得幫他們處理，現在才能讓佛光山在世界上，弘法利生，可以平安無事。假如不幫忙他們處理那許多的垃圾問題，我想，這短短五十年間，要想在全世界建立佛教的道場基地，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其它的，如：不慣四點半的早起，不慣三餐淡泊的素食，不慣每天刻板的排班、禮拜，或者發現到一些有妄想症、精神分裂症，尤其現代人的憂鬱症，好像氾濫成災，山上的職事，都會把這許多垃圾問題，交給我來處理。 沒多大本領 只是為人想 還有，現在兩岸的問題談不攏，也都是彼此嫌棄對方的垃圾。我曾說過，對於兩岸問題，大陸對台灣要用愛，台灣對大陸要用智慧。佛教講慈悲，人怎麼肯得慈悲呢？你要為人設想，或者人我立場調換，那還有什麼難以解決的問題呢？ 垃圾還容易處理，有很多的人投給我變化球，貧僧就不容易接招了。今日的社會，雖然貧僧有出世的胸懷，但是難辦入世的事業啊！不過，既然承擔了佛教的捕手，有很多的變化球，就不能不接受處理。所謂變化球，各黨派、各地，派系之間糾紛，各種貪欲、無明，各種傲慢、瞋心，也難以一一的舉例。總之，垃圾桶裡的垃圾要會焚化，一些變化球，也要懂得接招。 貧僧處理這許多問題，並不是有多大的本領，只是說能為別人設想，可以化繁就簡，能肯得自我吃虧，最後，也就沒有解決不了的垃圾問題了。 貧僧一生的歲月，總想到安貧樂道，無是無非；但有時候，想起了童年喜愛在家庭裡面打掃，清潔櫥窗，倒除垃圾。只要甘願承擔，助人為快樂之本，又有什麼怨嘆不好呢？貧僧這一生處理垃圾的問題何止千百件之多，但承蒙唐一玄老師讚歎我「舉重若輕」，貧僧能得到一位德高的長者給我這麼一個評價，也自覺心安理得了。 貧僧寫這個「有話要說」，許多徒眾都擔心說：「發表後，各方的反應會有不一。」我都不太計較，因為「正人說邪法，邪法也成正；邪人說正法，正法也成邪」，後面人家怎麼看法，貧僧就不太計較了。 二十說 之十四2015.03.26口述完稿
貧僧有話要說十三說 貧僧受難記
貧僧近九十年來的歲月，面臨生死的邊緣，從鬼門關又走回來，也不知道走多少次了，有些也不值得說。比方說掉進冰窟，還能自我爬起來，雖是奇異，但也不值一說；也曾騎自行車，從三層樓高的小丘陵，衝到深溝，車子跌得粉碎，人絲毫無傷，這也不值得一談。甚至在戰爭中，槍林彈雨，多少次的死裡逃生，好像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貧僧還是有許多受難的過程，在此一說。 被師父開除 首次感受苦難 童年家貧，這不算什麼苦難；軍閥、土匪的騷擾，還是一個兒童的我也不懂得害怕；對日抗戰，槍砲子彈齊飛，總想不會打中我，也不知道危險。 出家後，受的是打罵專制的教育，但貧僧認為這是當然的教育，也不覺得是苦難。直到十七、十八歲，在棲霞山已經過了七年歲月的我，忽然給師父開除，茫茫前途，不知道何處去安身，這才覺得第一次苦難的歲月真的來臨了。 我十二歲出家的時候，師父志開上人只是棲霞山的監院兼律學院的訓導主任，到我十七歲那一年，他已經是院長了。做院長的師父為什麼要開除我呢？原因是，我童年出生在揚子江邊，家門口不遠處就是運河，經常戲水，可以說水性很高。出家以後，在棲霞山上，連個池塘都沒有，就好比青蛙、烏龜，忽然一下子到了乾旱的地方，幾乎奄奄一息，真是苦不堪言。 但這還不算苦難，因為我還能活下去。青少年養成好動的習慣難以更改，最初在小型的律學院裡，就提倡打乒乓球，雖然受責備，但後來師長也是不了了之。對十七、八歲的青年而言，打乒乓球也不夠味道。這時候，同學裡有一位師範畢業的青年同學，擅長打籃球。我經常聽他講述打籃球的好處，因為貧僧當時身兼學生自治會的會長，也就想來設計籃球場，鼓勵同學打籃球。 籃球場位在棲霞山山門外，場地很寬廣，但籃球架、籃球如何取得，就沒有辦法了。不過，那時候棲霞山寺山上的森林經常有人會來盜伐樹木，寺院裡有時候會派我們巡山，驅趕這些偷伐樹木的鄉下人。我在他們身上動了腦筋，把他們盜伐的樹搬回來，做成籃球架子，變賣一點價錢，換了框子和籃球回來。就這樣，我們開始打籃球了。 離校返宜興 連路費都沒帶 棲霞山寺地處偏僻山區，平常沒有人來往，在山門外奔跑吶喊，也不會有人知道。但有一天，不幸師父從那裡經過，給他看到了，他認為我在山門外奔跑呼號打籃球，實在有失出家人的體統，一怒之下，集合大眾，宣布開除領頭打球的我。 但是住慣了七年多的棲霞山，一下子開除了我，我要到哪裡去呢？忽然覺得前程茫茫，不知如何是好。不禁感到一個人沒有前途、沒有倚靠、沒有未來，好像宣布了死刑，是一件多麼痛苦的事。離開了棲霞山寺，難道我要去做孤魂野鬼嗎？回想起來，這是第一次切身感受的苦難。 後來有幸，進入當時最負盛名的焦山佛學院，兩年後，二十歲那年的冬天，忽然對學院的教育制度不滿，就從焦山寫信寄到棲霞山，要求師父讓我回祖庭禮祖。記得有一天晚餐之後，我到院長室要求告假離開焦山佛學院；當時剛上任院長的東初法師，聽了我的話之後大怒：「不是期頭、期尾，怎麼忽然想起要離開焦山？我們有什麼對你不好嗎？」我千說萬說，他都不准假。因為東初法師的輩分很高，他甚至發狠說：「就是你的師父也要聽我的話，你怎敢不聽話呢？把訓育組長現華法師找來！」 訓育組長現華法師聞訊很快就趕到了，院長下令：「把這個學生關起來，不要讓他離開。」我想到，過去在棲霞山，我不要離開，院長要開除我；如今在焦山，我要離開，院長要關閉我。那時候我也不懂，關閉究竟是不是像閉關一樣，是一年呢？三年呢？都不知道，我也好像犯罪被判了刑似的。 不過，我已經得到師父的允准，他要在鎮江搭幾點的火車，要我趕往會合，準備帶我回宜興大覺寺禮祖。當然，我有恃無恐的跟訓導處抗爭，什麼東西也沒有帶，身上連路費都沒有，在第二天早晨天還沒有亮，就到江邊叫了渡船送我過江。 在偏鄉任教 戰爭中求生存 船夫倒也好心，雖然才在天將微曦的時刻，他還是搖搖晃晃的帶我過江去了。快要抵達對岸的碼頭之前，好像在焦山這邊的碼頭有人揮手大叫，船夫一聽，忽然對我說：「你是溜單的嗎？」他以為是焦山的人要他把我帶回去。 我內心有愧，但也不敢開口，心想：「這下子真是苦難來臨。」及至回到焦山的碼頭邊，才知道，原來是一位老師也想過江，因此叫船趕快回來。那位在家的老師一登船之後，我就理直氣壯的責備那位船夫：「你怎麼可誣賴我溜單呢？」他連聲向我道歉。到了鎮江，我登上了岸，趕緊跟師父會合。有關去留，是我感覺到的又一次苦難。 到了祖庭大覺寺，我們的廟是以務農為業，沒有香客、沒有信徒，只有靠幾個工人種田，維持生計。我本來就是農家子弟，回來後，當然投身以農為業，也不以為苦。正在這個時候，宜興的教育局任命我擔任一所國民小學的校長，我覺得非常的意外。我也沒有受過正規教育，沒有進過學校，也沒有看過學校，我怎麼能做校長呢？但好事降臨到我的身上，機會難得，我不能推辭，於是想辦法「做中學」。 從此，我就安住在祖庭大覺寺裡，我的理想是一面在大覺寺設立一座農場，辦好一所學校，讓社會不至於譏諷出家人是社會的寄生蟲、分利分子。 但是，幸運的後面，苦難的日子卻隨之而來。一年半後，儘管白塔山位在窮鄉僻壤的地區，白天，因為剛抗戰勝利不久，國軍經常來巡查，他們一來，我們寺廟裡所有的牙刷、毛巾都一掃而空，這也可見得，當時的國軍他們很是貧苦。晚間，共產黨的游擊隊前來問我們：白天國民黨的軍隊來這裡做什麼活動？夾在國共鬥爭之間的痛苦，生命猶如游絲。聽到寺外的狗吠，總是膽顫心驚；有時候半夜得爬到屋頂上，巡看四周有什麼土匪壞人，因為據聞我的一位師祖，就是在大覺寺給土匪砍斷了雙腿。 被五花大綁 險些槍斃送命 終於有一天半夜裡，忽然十幾枝槍對準我的床，把我叫醒。我也不知道是國民黨？共產黨？還是當地的土匪？我雙手給他們綑綁起來，走在田間小徑，我也不認識那些村莊道路。走了一、兩個小時，把我關在一間暗無天日的房間裡，裡面有近百人，有的人被綁在柱子上，有的人手腳被反綁在地上。 我進到裡面的時候，他們原本要用繩索把我吊在屋梁上，有一個人在要吊我的人耳邊說了幾句話，我才被免掉一些災難，讓我坐在地上。在房子裡面，和外面完全隔絕，沒有任何音訊，大家也不敢相談，左右都是監控的人，不知道自己身犯何罪，也不知道究竟是什麼人和自己有什麼冤仇。 一天、兩天過去，我記得將近有兩個星期，每天都看到兩、三個人被叫出去，不是被打得皮開肉綻，用門板抬回來，或者一去就是槍斃不回了。兩個星期後的一天，忽然叫到我，把我五花大綁，記得那是一個春暖花開的時節，陽光普照的下午，可是我覺得太陽非常昏暗，好似被綁赴法場，即將要被槍斃的樣子。但很奇怪的事情，我一點都沒有懼怕，只是感到遺憾，我才二十一歲，在這裡即將被槍斃斷送生命了。師父不知道，家人也不曉得，人生真是像水泡一樣，如《金剛經》所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後來，那許多人把我帶到另外一個房屋，裡面都是像老虎凳之類的刑具，應該是對犯人嚴刑拷打的地方。有一位先生約莫三、四十歲，跑來跟我講：「我們知道你是知識分子，我們也不為難你，你看看這些刑具，一切還是招供吧！」當我正要回答他：「我不知道要招供什麼。」他忽然起坐，旁邊有個人找他，講了幾句話之後，他的態度立刻改變，就叫人把我帶回原來囚禁的房子內。 第二天，也沒有要保人，也沒有問話，就把我放出來了。在門口，有師兄來接我，我想大概這十多天來都是師兄想辦法給我營救，回想起來，他們究竟真正的身分是什麼，到了今天，我也搞不清楚。但從此，就不敢在學校擔任校長，也不敢住在祖庭內了。在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的春天，我回到了南京。 登台被逮捕 多人奔走獲救 當時在南京華藏寺，由智勇法師擔任住持，我們是同學，情同手足，他一見到我回來，忽然他不要做住持了，要把住持讓給我，所以，我在南京華藏寺做過短期的住持。因為那個時候正發生「徐蚌會戰」，路邊的死屍很多，智勇法師發心做「僧侶救護隊」，去收埋路邊這許多的死屍。他招募隊員半年以後，也招募了一、二百人，共同參加僧侶救護隊。但那個時候，忽然有人認為他們的行為不對，怎麼可以把不知姓名的人埋葬了，讓他們的子孫找不到他們過世的家人？這個工作應該要先接受訓練。 但到哪裡去訓練呢？他們說要到台灣去訓練。智勇法師忽然就放棄了組織僧侶救護隊的行動。我覺得他的退票不當，因為你邀約了那麼多人，怎麼可以半途而廢呢？我就說：「你不去，我來去。」當時也有多少人說要到延安大學去讀書，有人說要到台灣的國民黨那邊去。我們年輕，根本就分不清國民黨？共產黨？因為關閉在寺廟裡面，對社會的情況不太了解。不過，在南京，已經由家師接洽他的朋友孫立人將軍，因此我就奉師父的命令，拿了他的十二塊銀元到了台灣。 決定要到台灣的時候，也有人叫我要到延安，我也搞不清楚台灣和延安，也搞不清楚國民黨、共產黨，只想到要有路可走，就這樣，我也糊里糊塗的，在太平輪失事後不久就從上海乘船到了台灣。這是在大陸最嚴重的一次受難經過了。 我到達台灣，是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的春天，剛過年不久。雖然遇到一些困難，引發我生命的危險，掛單不著，前途渺茫，不過也不算苦難。感謝吳伯雄先生的父親吳鴻麟老先生幫我辦了戶口，讓我可以留下來，後來居住在中壢圓光寺。記得到了五月的時候，台灣的行政長官陳辭修下令逮捕大陸來台的一百多位僧侶，包括慈航法師、中年出家的黃臚初將軍（律航法師），當然我也在其中，那個時候抓起來的大部分不是槍斃，就是用麻袋包起來丟到海底。 我記得我們被關在桃園一個倉庫裡二十三天，好在是夏天，大家都睡在地上，也不覺得寒冷。靠著吳國楨的父親吳經明老先生、孫立人將軍的夫人孫張清揚女士，以及立委董正之、監委丁俊生等人，為我們奔走呼籲，在白色恐怖的那個時代，我們終於獲救了。這應該也算是一次比較嚴重的受難過程吧！ 釋放以後，感謝圓光寺照樣收留我們，我們就更加勤勞的為常住服務。打水、擔柴、拉車，洗刷廁所等，心甘情願。當時的住持妙果老和尚，大概是欣賞我的勤勞，親自帶我到苗栗法雲寺，要我在那裡看守山林。我的《無聲息的歌唱》那本處女作，大部分就是在那個山上茅蓬裡，伏在地上寫成的。 警察頻上門 每周半夜問話 後來有機會，受大醒法師之邀，要我擔任台灣佛教講習會的主任秘書，其實就是一個佛學院的教務主任。我自知沒有行政的經驗，哪裡能做祕書呢？後來種種的陰錯陽差，隔了一段時間，我還是到了新竹青草湖靈隱寺，擔任起教務主任來了。那個時候，警察不准我們外出，可是佛教會要我們每個星期到新竹市區講說佛法一次，外出必須要向派出所請假允許才可。其實，說來好聽，名義上做教務主任，事實上是化地為牢。 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新舊曆年間，講習會遷移到台北，因此我也就得以脫身，離開了新竹，受邀到宜蘭講說《觀世音菩薩普門品》。這是一部由日本人森下大圓寫的著作，我邊學日文邊翻譯，很受台灣讀者的重視，也就一邊講說這部經典了。 那個時候，台灣距離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已有一段時日，社會的「三七五減租」、鄉鎮長的選舉，社會白色恐怖的氣氛，已經有所改進了。但是，我在宜蘭，經常受警察不斷給我騷擾。比方，每個星期半夜叫我起來問話，甚至於弘法時，因為放映的幻燈片上有日文的字樣，都受到警告、監視。不過後來，因為對傳道的熱心，我也把生命都豁出去了，與各地的警察經常捉迷藏。慢慢的，終於為台灣的佛教走出一片天地。當然，其中艱難困苦的辛酸，就不是一、兩句話可以道盡的了。 貧僧一生的歲月，在國家、社會裡遇到的不平不談，就是在佛教裡受長老們的壓迫，雖不能說罄竹難書，也是不只多次了。例如，我為東初法師編輯《人生》雜誌，替他趕在交代的前一天晚上，從江子翠走到萬華火車站，再到台北轉車到北投，下了車，外面正下著毛毛細雨，貧僧怕雜誌淋濕，脫下長衫，把它包起來，扛在身上，爬上了山頂，好像已經將近夜晚十一點鐘了，發行人東初法師看到了也非常歡喜，就對我說，你很負責任。因為太晚了，也不得辦法有交通工具回台北，就留下來，住在法藏寺。 第二天他跟貧僧講，我中午要請客，你就留下來幫忙招呼吧。對於院長的託付，我當然樂意，就準備餐具布置。但當要吃飯的時候，他忽然叫我，你怎麼不到廚房去吃飯？貧僧覺得，這是很大的侮辱，我也做過校長，我也做過住持，我也是現在雜誌的主編，連跟你們坐一桌吃飯都不可以嗎？好，到廚房去吃飯。 這時經過廚房，看到廚房裡面忙的那許多人，貧僧都不認識，實在不好意思進去吃飯，就只有走旁邊悄悄的下山。法藏寺的台階到山下，應該有四百階之多吧，我好像踏在棉花上，或者走在雲端裡，怎樣走到山下，現在也不復記憶了，但我心中一點懷恨都沒有，發願將來一定要普門大開，歡迎別人來吃飯。 後來在普門寺，真的設了兩桌，每天供給往來，不問姓名的人用飯，在佛光山開山最初的時候，一、二十年中，凡是到佛光山的出家人，除了一宿三餐的供養以外，臨走的時候，還要給五百塊錢紅包作為車費。所以後來貧僧很多的事業都叫「普門」，就由此而來。 籲論文重賞 出訪反受阻礙 美國的沈家楨居士邀請我擔任「密勒日巴學人獎學金」的審查委員，每次從高雄到台北開會，都有六百塊錢的車馬費。但是有一次，我認為論文的獎金應該要提高，因為重賞之下，才有人願意為佛教著書立說，只有三千元，要人寫五萬字的論文，實在微薄，應該要五萬元。 但是主席南亭法師，三番二次的叫其他委員不可以聽我的話，並且怪我不可以有如此的建議。因為同樣的態度欺壓，一而再，再而三，終於讓貧僧那時候年輕氣盛的火，不能忍耐，桌子一拍，就說：你憑什麼倚老賣老！便拂袖而去。自己想來，愧對長老，不該忤逆犯上。實在說，青年僧伽通過這許多長老的言論、思想而能夠在佛門生存，實在不容易！正如李敖先生說，中國的老人，不但不肯交棒，還要給青年人當頭一棒。 白聖法師以中國佛教會理事長之尊，三番五次阻礙我出國訪問的機會。有一次，越南的禪定法師知道台灣的情況，特地專函邀請我到越南，參與他們的社會福利基金發展會議。當然，中國佛教會也受他們邀請了。 那個時候出國，都有出國前的會議，要由國民黨來隨隊監視，才可以出國，貧僧知道要出國一定要跟隨他們的團體。我從高雄坐夜車，到了台北，正逢他們即將開會，白聖法師一見到我就問：「你來幹什麼的？」我說：「越南也邀請我去開會，我想來參加出國會議啊！」他又對我說：「我們大家都不歡喜你，你回去吧！」我一向很有節制，但那個時候，剎那之間，我實在轉應不過來，不過我還是忍耐，跟他說聲謝謝，就回頭了。我走到會場外面來，會議中的立法委員莫淡雲女士跑出來說：「你就這樣子回去嗎？」我說，不這樣回去，我又怎麼辦？我想他也無能為力，我就走到火車站，搭火車回到高雄已經傍晚了。 總上所說，貧僧一生所受的苦難、屈辱、傷害、歧視，也一言難盡。不過，所幸佛門裡有忍的修行。忍，不但是力量，而且是智慧，六度裡的喜捨、苦行，尤其忍辱，雖不能圓滿，在濫廁僧倫中，貧僧也應該夠條件做一個出家人吧！ 二十說 之十三2015.03.22口述完稿 本版歡迎讀者提出相關問題，並留下聯絡方式，將由專人為您解答。問題與回響請e-mail：mtn6@merit-times.com.tw或寄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369號二樓人間福報編輯部—「貧僧有話要說」特輯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