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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 我不是「呷教」的和尚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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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從這樣的方面說來，再講一句，在台灣，我除了到總統府做過講演，除了到台灣省政府省訓團做過講師以外，其他的政府機關，我從來都沒有跑過，也從來沒有拜託政府為我做過什麼事情。甚至，佛光山建設之後，十年之內要辦理寺廟登記，都不能成功；最後，還是靠著宜蘭的朋友陳洦汾先生的協助才取得登記。那時候，他是台灣省議會的黨團書記，知道了這件事，在省政府打電話為我爭取，高雄縣政府才不甘願的給我寺廟登記證。這一張登記證，前後總共花了我十年時間。
我想，好在我建的是寺廟，等個十年也不怕，假如我是開商店的話，等個十年才登記到，那我怎麼能經營事業呢？
當然，佛光山申請寺廟登記那麼困難，也是有所原因，有一些政治人物都有他的喜怒、分別，原本我也不在意，橫豎我只是一個弘法的和尚，政治人物會有任期，做和尚沒有任期，我可以等下去。
但是讓我等了十年之後，實在不能再延宕下去了。因為那一年，內政部准許我傳授三壇大戒，假如我連寺廟登記都沒有，我怎麼好傳戒呢？幸而陳洦汾先生伸出援手，這可以說是我第一次獲得政治人物給予的幫助。所以我對於陳洦汾先生，以及做過台灣新聞處長的郭嗣汾先生，讓我登記做雜誌的發行人，我都非常的感念，他們對我這一生的弘法，都有關鍵性的重要幫助。
弘法關鍵幫助 一生感念
白色恐怖時代，我經歷過了；抗戰時期的槍林彈雨，我也都經歷過了；乃至內戰時期，我也曾經蒙受很多不白之冤；甚至，我被綁赴法場，面臨槍斃的經驗都有，我還怕什麼嗎？你說，在那種生命垂危的時候，我都沒有恐懼，其它的什麼榮辱毀譽，我還要那麼介意嗎？這些我也都不去談了，但是我無可避免的，仍然讓政治汙辱我的信仰，不讓我做一個「不呷教」的和尚，而硬是說我做「政治和尚」。我不禁慨嘆，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政府、我們的政治人物，也太殘忍了，實在不公平啊。
弘法以來，我沒有受過政府的補助，也沒有受過國民黨的幫忙，甚至我們在佛光山開山，政府沒有給我們一磚一瓦，或替我們修個道路，或給一點津貼，從來不曾有。我們都是為政府做，政府並沒有為我們。
不過，我自己也想到，你也要政府補助，他也要政府補助，我們不是常常說要為國為民？怎麼老是要政府來補助？既然我們自己說要為國為民，我們就不要政府來給我們補助。可以說，這是很了不起的。因為我們沒有哪一盞燈是政府裝的，沒有哪一間廁所是政府建的，來這裡參訪旅遊的人那麼多，我們也沒有收門票，照理說，公共建設是可以向政府要求做什麼，但我們沒有；反而本地的鄉公所幾十年來只有不斷的找我們做什麼，也沒有給我們幫助，連倒個垃圾都跟我們要錢。請問，說我是政治和尚的人，這又怎麼說呢？
注意形象 出眾威儀莊重
我這一生，十年的叢林教育，訓練我具有強烈的佛教信仰，除此以外，我對於世間的工商企業、政事官位、榮華富貴、自私情愛等等，都不是我所希望的；所以，我離開叢林以後，就一直注重自己的行為舉止，自我勉勵：吃飯，要有和尚吃飯的樣子，走路，也要有和尚走路的樣子。
好比，每次我從宜蘭要到台北編輯雜誌的時候，從宜蘭的北門口（雷音寺）走到火車站要經過一條中山路，每個月都會有一、兩次經過，兩邊的店家都會有人到門口來看，指手畫腳的說：「這個年輕的外省來的和尚，走路都和人不一樣！」我告訴自己，我要把路走好，給他們看到。對的，我是一個和尚，走路，要眼觀鼻、鼻觀心；走路，要直行，要具備佛教講的「立如松、行如風」的威儀。
我是這樣注重做一個和尚的形象，甚至立定志願：不做「呷教」（吃教）的和尚；可是後來社會上不但用「政治和尚」看待我，還說我是比王永慶先生更會經營商業的「商業和尚」，甚至於多少年來，都還有人說，台灣經營事業中，最有商業頭腦的，就是星雲某人。
實際上，說來可憐，我一直自詡是「貧僧」，一生都沒有接觸過金錢。雖然辦有很多的佛教事業，但都是別人經手管理，我只是其中的一員；假如有一些稿費、有一些版稅，乃至有人說，現在的「一筆字」有多少的價碼，但是這些我也都沒有經手。過去，我也像信徒布施護持佛教一樣，把這許多收入的金錢，全都捐給佛光山建設。一直到八十歲以後，我又把這許多版稅、稿費，送到台灣銀行成立「公益信託教育基金」。從此，我就更成為「貧僧」了，所謂「囊空如洗、兩袖清風」，可以說名副其實。
非佛不作 廣行弘法服務
你說我是「不呷教和尚」，稱我是「貧僧」，我都心甘情願，甚至很歡喜；但是，我今天沉重的向我的有緣人告白，今後拜託你們不要說我是會經營事業、與商業掛鉤的「商業和尚」，或者是參與政治的「政治和尚」，這些都是與事實不符，千萬不能以訛傳訛，我只是佛教裡一個普通的、愛教的和尚。
或許你會說我是國民黨的黨員，不錯，但是，那個時候並不是我想要做黨員，是因為我不做黨員不能弘揚佛法啊！這是當時的黨國元老李子寬居士給我的指示，他說：「法師啊！你要參加國民黨，你的弘法才能方便啊！」就這樣，為了弘揚佛法，我就有條件的做了國民黨的黨員。其實，說來慚愧，我雖然有七十多年黨齡，對國民黨也沒有什麼貢獻。
說到「商業化」，我自己一生，甚至包括佛光山所有的徒眾等，有一個行事根本原則，那就是「非佛不作」。所有一切與佛教有關的，只要是弘揚佛法，就是蝕本，奉獻、犧牲、服務，也都是應該的，但說我們經營商業，是萬萬不會的。
例如，在佛光山傳授三壇大戒，多少次所謂「模範戒期」，參與者都在千人以上；在海內外道場傳授五戒、菩薩戒，與會的也都在千人以上；舉辦青年夏令營、禪學營，也辦過多少屆了，都不收取費用，連食宿都供應，還幫助一些窮苦青年，提供他們交通費、獎學金，給予他們鼓勵。
甚至，我們所辦的養老院、孤兒院、雲水醫院等等，也都是不收費用。乃至佛教學院，不但不收費，還要給學生種種生活上的照顧，你們說，我們會經營商業嗎？我現在可以向社會的諸位先進們請問：我有賺過你們什麼錢？我有跟你們做過什麼生意嗎？或者我有跟你們合作經營過什麼事業嗎？
不錯，你計較為什麼貧僧的佛光山辦了那麼多的事業？包括有五所大學、三所中學、小學、社區大學、中華學校、讀書會，以及多少的幼兒園、養老院、孤兒院、報紙、電視台、雲水書車、佛陀紀念館，有千人以上的出家弟子等等，他們食、用的金錢是從哪裡來的呢？
以無為有 獲得十方助緣
會有這樣的疑惑是不錯的，不過，在佛光山，它有另外一個寺院行政的組織；例如都監院，以及教育、慈善、文化、教會等等單位，他們都有一套和信徒的往來方式，都有獲得信徒的護持幫助。在我，最高的決策原則是「以無為有」、「以空為樂」，因為這樣的個性，就獲得更多的有緣人跟他們來往。假如說佛光山的發展，還是靠「貧僧」、「不呷教和尚」的觀念，而能完成這些許佛教走上社會的事業，在所謂人間佛教的倡導下，其實，我只是對人間社會做一些奉獻服務而已。
回憶在我十九歲的那一年，欣逢中日戰爭抗戰勝利，在大後方的許多學校、機關，都要回到過去日本人占領的淪陷區「復員」，也就是恢復各處的大學、各處的機關等。那個時候，有許多的教授都暫住在棲霞山，等候政府的指令可以在哪裡復校。有幾位教授跟我有了一點來往，就表示要我去讀他們的教育學院（大概就是現在的師範大學）。我跟他們說，我連小學畢業的資格都沒有，我哪裡有資格念大學呢？他們說，沒有關係，我們的教授團推舉你，你就可以念大學。
我一聽到這句話，也非常歡喜，覺得真是喜從天上來，幸運的我，竟然可以去讀大學了。就興高采烈地去找師父，向他報告要去念教育學院的事。我師父是一個很直性子的人，他聽了以後破口大罵，至今，我仍然記得他罵我的話，他說：「混蛋！讀什麼教育學院！」
師父造就 做個正派和尚
他講過了以後，我忽然好像和他起了共鳴：「對啦，我既然做了和尚，為什麼要去讀教育學院呢？」我向師父合掌，回頭，在走回寮房的路上，還一直覺得師父的話很對，喃喃自語的說：「混蛋，我為什麼要去讀教育學院！」
現在想來，師父的話真是不錯。假如我去讀了教育學院，我有了社會的文憑，有了中學的教學資格，原本佛教清貧的生活，忽然一下子受到社會那樣子的厚待，例如薪水、金錢、社會種種的誘惑，我還能夠做一個好的和尚嗎？
或者說，我稍微有一點智慧靈巧，我能可以做到校長、做到教育局長、做到教育廳長，你說，果真我做了校長、做了教育局長、做了教育廳長，會有我現在做一個和尚好嗎？我們不也看到許多的官員，不斷的像走馬燈一樣在那裡換來換去，哪裡能像我做和尚是一生一世的呢？因此，我真是感謝偉大的師父，他到底有遠見，教訓我做一個佛教正派的和尚，不要流俗於社會，只是做個「和樣」（和尚的樣子），而不是真正的和尚。所以，我能做一個不呷教的和尚，實在說，應該是師父造就的。
為了不做「呷教」的和尚，我告訴自己要自立更生。說來，一般人都不能了解，我一生除了在白塔國民小學擔任校長的任內有過一些待遇，其他也沒有受過什麼薪水待遇了。不過，那一年半所謂的待遇，也是以米糧來計算，每一個月大概有三石米的價碼。但我也沒有過問，通通都是交由師兄今觀法師代我管理的；後來因為一場牢獄之災，我在槍口上能可以救回一命，師兄說，就是由這一年半的待遇換來的，他已經替我用完了。我感謝師兄的搭救，當然也就不計較了。
不過，我現在可以說，我一生沒有受過薪水，沒有像一般上班的職業，每個月領有多少收入。甚至於我一生也沒有放假，現代的人都有什麼周休二日，還有很多的節慶假期，可是每逢假日我反而更加的忙碌。可以說，在我這一生當中，不但沒有假期，每天的工作，總不只在十二個小時以上；我也沒有領過加班費，甚至我沒有用過辦公桌，有時候，一張飯桌、一個茶几、一方長條桌，甚至我的大腿，我在上面寫字、改稿，就成了我的辦公桌了。
文字收入 供養廣大眾生
在宜蘭幾十年駐錫期間，念佛會每個月給我三百元；有時候有，有時候沒有，我也不計較。在佛光山初開山時，當然談不到有單銀、供養，好像到了擔任第三任住持的時候，每一個月司庫（會計）才給我一千元；我退位以後，現在佛光山也沒有我的名位了，這一千元也就沒有了。不過，我這一生，並不靠這許多經濟的來源為生，我自己有稿費、有版稅，現在還有一筆字的收入，我能可以自給自足。
所以，現在居住的開山寮裡，我一直指示開山寮的負責人，不可以動用常住的金錢，我們自己自食其力；甚至於汽車的加油費，南北來往行駛的過路費，我都跟為我開車的人說，開銷由我們自己負責，不要動用常住的費用。當然，在我這裡吃飯的人也很多，偶爾米飯不夠的時候，可以向常住申請一些，但是盡量不要動用常住的資源，那是大眾的修道資糧。
佛光山開山以來，在這五十年中，所有使用的桌椅、拜佛的蒲團，都是我個人靠著一些文字的收入來供養常住。我自己不但不做社會的消費者，不做常住的浪費者，我還要為佛教增添收入，也就是說，我不要做「呷教」的和尚，我甚至要供養給廣大眾生。
其他還有一些話，限於篇幅，我就不在此贅述，而另外三說〈我不是「呷教」的和尚〉了。
（本篇完，下周將刊登〈三說我不是「呷教」的和尚〉，歡迎讀者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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