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七十七年的二二八事件，今年的紀念活動顯得有點不同。過去是由受難者家屬所主導的紀念活動，有著悲情與哀傷，以及對親人的思念。而今年卻顯得更為深沉，一些學者所舉辦的紀念研討會，已開始從更寬廣的視野，檢視悲劇發生的歷史背景、台灣與大陸五十年分隔所造成的誤解，以及事發現場，遍及南北各地的不同面相。尤其是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後，台灣所面對的複雜國際情勢，外國力量的介入等，也都在檢視之中。

一個成熟而開放的社會，歷史總是要經過再三檢視，從而克服悲情意識，進入更為深刻的反思。二二八事件也是如此。

過去因戒嚴時代的禁忌，二二八被蒙上神祕的色彩。從而與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糾結，難以區分。難怪民間有此認知。因二二八之後，台灣民間是憤怒不平的，因而轉向了地下反抗。此時正逢國共內戰在大陸打得熾烈，反抗一方基於對「白色中國」的憤怒，而轉向「紅色中國」，加入中共地下黨，也是難以避免的趨勢。

等到國民政府在大陸大敗，情勢逆轉，中共地下黨在台灣發展更為迅速。等到國民黨撤退來台後，開始了白色恐怖的清鄉，此時涉案者又多為過去參與二二八的知識分子、讀書會學生、過去抗日的領導者等。當時並無白色恐怖一詞，於是「二二八」就成了從一九四七年連結到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的代名詞。我們只要檢視二二八的諸多口述歷史，就可以知道在民間的記憶裡，其實是很難分辨其中差異的。

這也是為什麼二二八的口述歷史中，有許多互相矛盾，或過度失真的紀錄。然而，也正是在這些從禁忌到開放的過程中，台灣逐步從二二八的迷思裡，走了出來，從而有更深刻的省思。

其中之一，便是不再只從省籍做為分別，而界定受害者，而是不分本省外省同胞，在事件中，都是受害者。歷史紀錄顯示，外省同胞即使是一般商人、平民百姓，而非被稱為「貪官汙吏」者，也在這個過程受害。而這一部分，過去是未曾被正視的。

其次是對事件發生的過程，有更為細緻而清楚的分析。例如白先勇為其父親白崇禧將軍所做的二二八歷史紀錄，即有還原歷史的作用。它見證了國軍並非只是一味鎮壓，而是心懷不忍人之心，試圖解決衝突與矛盾的。

當然，事件的還原還應該包含對大歷史的了解。一如戴國煇教授在其研究中所顯示的，我們更應該了解當時台灣人對大陸的真實情勢，有某一種「天真無知」，懷抱著對祖國的想望，卻不知中國是在悲慘的八年抗戰中，吃盡苦頭，是一個「慘勝」的國家。缺乏這樣的理解，以致於大希望反而帶來大失望，這或許是二二八背後更深的根源。

從歷史學取教訓，我們或許也可自問：現在的台灣是不是真的了解中國大陸呢？大陸從政治體制到民間社會，歷經幾十年開放改革之後，是否有一個不同於過往「匪情」時期認知的社會，一個更為多元複雜的經濟動能，以及對應於世界大局的總體政策？台灣要如何因應？

懷著大歷史的悲憫之心，我們該從頭認真思考，七十七年前，我們或有認知不足；現在的我們，能懷抱寬大的歷史感與開闊的胸懷；有做好足夠的理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