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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人龔大中 用創意與社會對話
文／袁世珮 龔大中，從奧美文案做到如今集團創意長，24年來產出包括NIKE、多喝水和全聯等響亮的廣告，可是請他替「龔大中」這個人下一句文案、標題，他想了一會。 「這一篇可以不要有標題嗎？」日日寫標題的人不想再想標題，也不想被定義，龔大中更相信，廣告人追求的是「創意被看見，要能爆炸、產生話題，讓社會產生騷動。但我並不想變成一個所有人都知道我名字的創意人。」 對於自己，龔大中玩笑說：「是我的名字很好記。」但這些其實是他以作品厚積出的名聲，輔大廣告系畢業後，2000年進入奧美擔任文案，持續為NIKE等大品牌輸出創意，得到眾多國內外廣告獎，是創意人、也當過導演，還是教授、作家，名聲如何不響？ 然而龔大中說：「現在的我算是一個相對比較低調的人。」幾乎不用臉書、IG，在社群、在工作、生活上，都有點像潛水，不是很想被看見。 可是他小時候不是這樣的。龔大中回憶，國中時想上學校的成績紅榜，所以考進全校前10名上紅榜是他唯一的讀書動力；上紅榜不夠，他連旁邊的記過單也想上，使壞，翹課、打架，於是紅、黑兩榜都有他的大名。 學生時期 渴望被關注 「我的青春歲月很需要被關注，我很想要別人看見我，以至於我會去做一些很誇張的行徑去讓自己被看見。」龔大中說，是到了做廣告後才發現，當創意很厲害時，你的作品會被看見，會引爆成一個很大的話題。 廣告吸引龔大中的是，廣告人跟社會就某一個議題產生互動和對話，傳達態度、得到反饋。 龔大中進入廣告這一行，是向著一位偶像去的：「入行時，腦袋裡面想的偶像，在我們那個年代，都是孫大偉。」 孫大偉曾任台灣奧美廣告創意總監、汎太國際執行顧問等，生前被喻為「廣告教父」，他主持《廣告也瘋狂》節目，在訊息不那麼流通的年代，向台灣觀眾介紹國外許多精采的廣告。那更是龔大中小時的養分。 又因為孫大偉是輔大大傳系，而龔大中是大傳系分組廣告組升系為輔大廣告系的第一屆，有一點學長弟的關聯，「好像跟著學長的路，而奧美也等於是孫大偉養成的地方。」 大學實習 與偶像互動 龔大中記得與偶像的第一次接觸是大學實習時，因為崇拜孫大偉，特地申請當時孫任職的泛太（今改名偉太），沒想到入職後，他所在的活動行銷部與偶像的辦公室是最遠的對角線，始終沒見到人。 一直到龔大中結束實習要離開的前一天，因著同事的鼓勵，他鼓起勇氣去找孫大偉。那時的龔大中很天真，買了一堆鉛筆，簽上自己的名字送給同事，請大家「勿忘我」，到了孫大偉面前，他也是拿出一枝筆。 大師風範，收了無名小卒的筆，回贈一盒當時做的March城市尋寶記鉛筆，也簽了名，並附贈兩個建議。 「第一件是他說，學校老師都是走投無路才去當老師的；第二件是，如果有機會，記得回饋母系。」龔大中說，孫大偉說的兩件事看似相悖，但相信第一點應有更深意義，而龔大中果然在30歲當副創意總監。 那年，應邀回母校教授「廣告創意導論」，一教15年。 進入奧美 從旁觀開始 龔大中畢業後就到奧美，稱得上是「奧美寶寶」，他和另一位同學同一天進奧美，兩張白紙還沒有加入團隊，「大家都在忙，我們不知要幹嘛，大概到6點，就很不好意思地靠著牆壁摸走。這樣大概兩個月，都不用工作。」 後來有前輩告訴兩人，「沒有30歲是不能做文案的」。這讓兩個24、25歲的年輕人很傻眼，雖然前輩的意思是，寫文案要有一些人生歷練，連孫大偉都是很晚才當文案，像龔大中這樣的小毛頭寫不出東西，「你們什麼都不要寫，就跟在旁邊看，先看個5、6年再說。」 龔大中現在想起來，無限緬懷那個美好往日，「那個年代，公司真的狀況很好，雖然我們薪水不高，就是能雇兩個人什麼事都不用做，讓我這種完全沒有工作經驗的人進來當文案、當創意。能進奧美，很開心。」 從小文案到現在的創意大總管，龔大中說，原本只想做到創意總監（CD），可是他也承認心裡隱約有個目標，因為偶像孫大偉當到奧美創意的「最大頭」，「不能說完全沒想過這件事，只是覺得不可能，沒想到我就這樣在奧美待了24年了。」 斜槓當教授、導演 釋放能量 但龔大中承認，在工作了大約7、8年時，一直想離職。他是32歲當上創意總監（CD）的，這是最初訂的目標，所以開始想，如果不當CD、不做廣告，還能做什麼事？龔大中想到大學時學過拍片，做廣告後也拍過幾百支廣告，「所以我有個念頭想要當導演。」 龔大中給自己3年時間來學習當導演，看書研究，或者坐在導演羅景壬背後學師，就這樣構築起自己的能力，開始拍廣告、拍MV，包括五月天〈第二人生〉、〈成名在望〉，還有宇宙人、小男孩樂團的MV也有他的手筆。 「拍片時，我好開心，那個緊張跟興奮，好像回到剛做創意的時候，那種每個案子都會血脈賁張的感覺，太刺激。」所以龔大中那時好想離職，「因為我在拍片上重新找到做創意的那種爽感。」 龔大中也不是不愛廣告了，只是拍片讓他重新找到刺激感，可惜工作真的太忙，現在是真的有機會或好玩的東西，才會去拍片，跟奧美請假去當導演。 除了是廣告人、導演，龔大中還是教授、作家，還出跑步、收藏的書，因為做的事太多，一度被當成「斜槓青年」的代表。 「再怎麼斜槓，你都有第一個出發點，就是你的本命，我基本上還是廣告人。」龔大中說：「我之所以去搞那麼多斜槓，可能是除了廣告的創意工作外，身上有一些能量要找地方去放電。」 自媒體時代 廣告形式改變 在自媒體改變了傳播的模式之後，廣告的未來何在？「廣告這個行業，一定會永遠存在。」龔大中說，面對網紅、社群、自動投放、甚至自動產生廣告這些，「廣告人有一天可能會被取代，但是廣告這件事情不會被取代，只是形式會改變。」 創意人要做的，還是回歸到作品。龔大中說，廣告人在道德上是不希望被看見的，因為只是廣告代理商，是幫客戶的品牌做廣告，廣告人退到一個幾乎看不到的位置，「但是只要作品一件件累積，最後你會被看見。」 把自己當新鮮人 迎接每一天 龔大中去年出版《創意龔作心得報告》，說的是自己過去20多年在廣告、創意上的一些想法。 20多年的心得若「兩言以蔽之」，第一個是：「待久了，就是你的。」 但你拿的，並不限於職位，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時間的累積，實力的厚植。龔大中說，因為很多年輕人做創意很三心兩意，外面有很多選擇，「但我相信時間的累積，靠著作品一件件累積，專業和經驗的累積。你對於創意的理解、體現，都是需要時間的。」 第二個心得是，要把每一年當作第一年、每一天當第一天。龔大中記得幾年前和夥伴去提案，提案成功後忽然有種回到大學的感覺，也是老師指定題目、小組研究、提案、交作業，只是現在服務的是大客戶、交了作業有錢拿。龔大中想記住這種感覺，「每天當成一個新鮮人、一個新的開始」。 龔大中認為，在廣告行銷比較艱困的當前，那就是要有一個可以快樂創作的環境，持續輸出創意、產生意義，跟社會對話，「這才能使得廣告更有高度。」 至於位於國內頂尖廣告公司創意頂端位置的自己，龔大中說：「有朝一日，我還是會去做專職導演。」屆時，就是另一段有著不同標題的「導演龔大中」故事了。 本版與聯合報「優人物」合作
【詩文賞讀】撐傘
文／簡政珍 撐出來的黑 遮去天空的灰 雨應景而下 也許是為了一場顛倒的是非 我們再也不能 展望原始的 白 街道的黑點 湧動成河 城市慢慢陷落 我們不曾淹死 只是灰頭土臉 看著黑白辯證的過程中 強風讓雨傘 一一開展 如花 （摘自《變臉詩》，聯合文學出版）
【隨順因緣】生命是暫時的任務
文／聖嚴法師 生命是一項暫時的任務：我們每個人來到世上，是有任務的，當任務結束之時，我們就必須要離開了。 有位太太的先生去世了，那位先生在早上準備上班時，下樓開車，結果還沒有走到車子那裡，就心臟病發而去世了。這位太太不能接受這個事實，就來問我說：「為什麼他沒有告訴我一聲就走了呢？為什麼他死得這麼早呢？」我說：「死亡什麼時候會來臨，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怎麼告訴妳呢？他已經完成了這一生的任務，自然就離開了！」就像我在軍中時，有位同袍經常被調動單位，他到任何單位都很傑出，離開時大家總會依依不捨，但他又不得不去接受下一個任務了。 珍惜此生相遇的緣分 這位太太再問我，她的先生到哪裡去了？我說：「我不知道他究竟到哪裡去了，這就好比說，你們兩人同搭了一輛巴士，可是妳的先生另外有任務，在中途就先下車了，現在他又搭了另外一輛巴士，開始下一階段的任務，但妳還在這輛巴士上，繼續現在的任務往前走！」 如果接受了這樣的觀念之後，我們會非常珍惜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因緣。因為什麼時候要下車，不知道；什麼時候是轉接點，也不知道，因此正在相聚的現在，就變得非常可貴了。 在諸位的家屬或親友之中，一定有比你們先下車的人吧！然於未來的生命長河之中，一定還會以不同的面貌相見。這是生命的事實，生命與生命之間的關係就是這個樣的。 （摘自《告別無憾》，法鼓文化出版）
【生態奇觀】這世界彩花怒放
文／麥可．恩格爾（Michael S. Engel） 譯／蕭昀 「草原要成形，需要幸運草和蜜蜂──一片幸運草，一隻蜜蜂，還有夢想。」 ──狄金生（Emily Dickinson），1924年，《詩集》 遊覽任何鮮花盛開的草地，你總能發現翩翩飛舞的彩蝶和嗡嗡作響的蜜蜂。在生物世界中，也許沒有哪個伴生關係比昆蟲與植物的關係更加友好及親密。早在花朵出現以前，昆蟲就已花了億萬年的時間，鍛鍊自身攝取植物組織的技藝︱︱從根到芽，從種子到葉子，無所不吃。植物則演化出阻止這些植食生物的機制：有毒化學物質、黏性樹脂、更加堅韌且更耐磨的組織，甚至是擬態，而昆蟲也以相同方式回應。昆蟲繁多的口器特化類型，正反映了這種反反覆覆的演化歷程。 約莫一億四千萬年前，第一朵花在世上綻放，儘管還要五千萬年才能開始取得可觀的優勢，開花植物最終還是變得無所不在。開花植物的崛起，一定程度上是由它們與昆蟲的結合所推動的，而許多昆蟲類群的成功也歸功於牠們的開花植物寄主。 花朵有各種形狀、色彩和尺寸，使我們的沙漠、草原、森林，甚至苔原都變得更加美麗。我們為了獲取食物、醫藥、衣物，甚至單純為了愉悅而種植開花植物。園藝協會有大量花卉迷，從玫瑰、紫羅蘭到牡丹和秋海棠，幾乎所有花卉品種都有人鍾愛。這一切的多樣性、賞心悅目、利潤和糧食，我們都要歸功於那簡單的授粉行為。授粉為將花粉（一種包裹著植物雄性配子的顆粒）轉移到花的柱頭（也就是雌性生殖器官）的過程。有些植物會依靠風或重力來完成授粉，不過很多開花植物是利用動物媒介來將花粉從這株傳播到另外一株。 從動物的角度來看，成為媒介的這種行為通常是無意的。舉例來說，一隻昆蟲可能會造訪一株植物，在花卉中移動時，身上沾黏了花粉，然後，抵達下一株植物時，身上的一些花粉便連帶被轉移到植物預期的目的地。雖然有些花朵會自花授粉，在同一株植物上同時擁有雄性和雌性生殖器官，但可能還是會仰賴動物將花粉移到柱頭。 九成花種授粉靠動物 動物媒介授粉有多重要呢？在大概三十萬種的開花植物中，就有約略九成的種類會利用動物媒介。在二十萬種授粉動物裡，有約莫一千種為鳥類、蝙蝠和其他哺乳類，剩餘十九萬九千種授粉者，全都是昆蟲。全球三成五的糧食生產需要授粉者，而對我們極其重要的糧食作物有七成五完全仰賴授粉。每三口食物，就有一口要歸功於某些授粉者的行為。 一句經常被引用（且為杜撰）的愛因斯坦預言宣稱，蜜蜂消失後，人類頂多只剩下四年可以活。雖然愛因斯坦很可能從未說過這類話，但這種想法仍頗有可取之處。事實上，此說法源自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 1862-1949），一位比利時籍劇作家兼爭議性的「昆蟲學家」，他在一九二六年抄襲了一部關於白蟻的名著，因而惡名昭彰。梅特林克確實寫過數篇以昆蟲為主題的哲學散文，其中一篇在出版於一九○一年的《蜜蜂的生活》裡，強調蜜蜂在生態學上的重要性。 在該散文中，他讚揚道：「我們大部分的花朵和水果可能都要歸功於這位令人肅然起敬的祖先（實際上據估計，若沒有蜜蜂造訪，有十萬多種植物將會消失），甚至我們的文明也要歸功於牠，因為在這些奧祕中，所有事物都交織在一起。」這樣的說法並沒有過於誇張，若少了授粉者，我們的世界的確會凋零消逝。 （摘自《蟲之道：昆蟲的構造、行為和習性訴說的生命史詩》，大家出版）
【精選書摘】當體貼為自己帶來困境
文／蘇鈺茹、蔡詩詩、陳祺杰 擅於覺察與回應他人需求是一種體貼的表現，適當的同理心、體貼有利於我們與他人互動交流，但過度關照他人需求，甚至到需要犧牲自我的程度時，恐怕就不是處理人際關係適切的作法了。 體貼是一種有同理心，能夠理解他人需求的表現，在人際互動中也常被視為一種優勢能力。體貼的人通常給人溫暖、包容的感受，並且擅長察覺他人的需求與提供協助。這樣的人格特質可能來自原生家庭的養成，個體透過年幼時與家人的互動，學習觀察與理解他人的情緒反應並做出回應，並從這樣互動的過程中建立起同理心。然而，有些人可能因為家人較情緒化，而變得擅於察言觀色，以避免受到家人高漲的情緒波及。 當善意成為束縛 家人之間的相處雖大多出自善意，但即便生活在同個屋簷下，彼此的成長背景和生命經驗也不會相同，若將自身的想法強加於其他家人，善意也可能成為一種束縛。此時，過度體貼的人可能會將完成家族的願望放在第一位，擱置自己內心真正的想法。他們願意這麼做的原因，可能出於他們的能力可以勝任，或是希望藉由幫忙家族解決問題來得到關注或認可。 家中的長子、長女或單親子女特別容易落入這樣的困境，因為他們從小就被賦予照顧弟妹，承擔家中經濟等等責任。長期累積下來，就容易形成需要為他人感受負責的錯覺，並且誤以為自己是在照顧他人，但其實他們可能正在以忽略、逃避原本應面對與處理的問題來作為解脫。 具有上述特質者一開始或許會有些成就感、滿足感，但長久下來，會感到疲憊、自我懷疑、想要逃離，若想卸下原先的使命或有所調整就變得相當困難，也會衍生出自己不孝、沒有幫到家裡的罪惡感。 情緒勒索（emotional blackmail）為心理學家蘇珊．佛沃（Susan Forward）在1997年首度提出的概念，指一種利用恐懼（fear）、義務（obligation）和罪惡感（guilt）在關係中控制他人的行為。此為人際互動中，尤其是家庭中，最為常見的一個現象。 從情緒勒索中解套 一般在健康的家庭中，每個成員都有其界線，彼此有清楚的位階，也允許每個人獨立做選擇，即使出現衝突、矛盾，也能試著釐清彼此的想法，尊重彼此的選擇。但也有部分的家庭，成員間的關係缺乏界線、過於權控，而發展出情緒勒索的相處模式。 例如父母親運用威脅、罪惡感等方式來控制孩子；或是孩子認為自己已經夠大可以自行做出選擇，結果卻被父母以羞辱或是沉默等方式否決；抑或是家庭成員需要服從家族的決定，無法依循自己的意見進行選擇，就像英國皇室的哈利王子想離開皇室，也需要經過家族成員討論來決定。 家庭的限制、困境、榮耀感、使命傳承等因素，都可能讓個體忽略自身感受，做出為了家族好，對自己並非最好的選擇。他們在成長的過程中長期受到這樣的思惟模式制約，甚至可能因擔心受到他人的批評而無法做出選擇（例如：「你已經生長在不錯的家庭，怎麼可以這麼不知足？」）。 因此，個體面對無奈或痛苦等情緒時，需要找到一個避難所、一個可以喘息的空間，以便做短暫的放鬆，並在適當的時機點，將累積在體內的壓力、情緒宣洩出來，就像水庫需要定期洩洪，以便擁有更大的蓄水能力，避免走向潰堤失控的局面。 （本文摘自商周出版《不想談也沒關係：心理師帶你以非語言方式，為封閉的心靈打開些許空間，擺脫失落，獲得療癒》一書）
【瀾光筆記】《雨落池中，為何還堅持游泳》 優秀作家的私房祕訣
文／廖淑儀 作者喬治．桑德斯在書中，以指導員的身分，一步步為我們勾勒出一位優秀作家如何寫出觸動讀者心靈，並使其願意讀下去的作品，更拆解作家寫作時如黑盒子一般的心靈狀態。 「本書的宗旨主要是做診斷，如果一個故事吸引我們、讓我們手不釋卷，令人肅然起敬，它是怎麼做到的？……在此，我提出的基本練習方式，就是閱讀，接著再關注你剛才閱讀時經歷的感受。」 拿到此書，我不禁想問：在資訊取得如此多元，溝通甚至可以AI替代的世界的我們，是否還需要多讀一本寫作／閱讀導讀的書？我不否認，一方面因為他是暢銷書《林肯在中陰》的作者喬治．桑德斯（George Saunders），他文字裡的世界觀讓我好奇，他會用什麼方法觀察、解析其他作家的作品。但更讓我好奇的是，他拋出了「閱讀感受優先」的觀察角度。比起其他寫作書，似乎門檻低一點，不需正襟危坐，反而如看電影般輕鬆愉快即可入座。 每個人都值得關注 他選擇的閱讀文本是舊俄（帝俄時期）的文學作品。印象中這些19世紀的作品都恍如另一個世界，平實基調中的抵抗和諷刺意味，似乎在此時此刻讓人無可捉摸，然而卻又覺得它們存在著某種不知名的璀璨，像礦石蟄伏在心底，某些時候朝我隱隱發光。現在想想，或許我是在等待某一天，有人可以帶領自己，突破自己觀察世界的窠臼，把這些礦石重新擦亮吧！ 喬治．桑德斯認為這些舊俄時期的短篇小說，觀察到一些最基本、最貼近人性的問題。亦即身為一個人，日常生活的起心動念如何影響我們的作為，影響我們對世界的看法，甚至影響了我們對於生與死的選擇方式： 「這些小說淺白動人，……故事呈現的『抵抗』平靜但具有特定傾向，且源自一個可說是最激進的觀點，即『每個人都值得關注。普世之中所有行善與作惡的起因，都可以透過觀察一個人的心智轉變而窺見，哪怕再卑微的人也一樣』。」 書中刻意選擇了契訶夫、屠格涅夫、托爾斯泰、果戈里共七篇的短篇小說，這些作品並非是他們的完美絕作，毋寧是更適合教學（作者語）的作品。喬治．桑德斯以指導員的身分，一步步為我們勾勒出一位優秀作家如何寫出觸動讀者心靈，並使其願意讀下去的作品，更拆解作家寫作時如黑盒子一般的心靈狀態。那些偉大的作家，其實不是詮釋自身作品觀點的絕對權威。當作品脫離控制、技術或心理層面出現「瑕疵」，筆法遲鈍的時候，可能反而是我們得以更接近作者心靈的時候。 喬治．桑德斯無疑是一位好老師，他兼具了豐富的知識、熟稔的技巧，以及慈悲幽默的同理心，看似輕鬆但全面地替我們（學生）拆解這些作家創作出來的種種謎面，讓人在這些以現實為框架的寫實故事中、在兼顧技巧與心理狀態的龐大架構之下，亦能「手不釋卷」，一如他書中所尊崇的這些俄羅斯文學家所展現的種種方式與意義。 他是怎麼做到的？正如他質問這些文學家，我們也想問他。 莫非他像托爾斯泰一樣有「自信」？「相信人們與他之間的相似多於迥異」，所以可以輕易轉換不同作家／讀者、老師／學生……心靈之間的感受嗎？既肯定閱讀感受的重要，也相信瞬間的靈感飛躍。他也是契訶夫嗎？無論如何對自己創作出來的每件事都負責到底，也自由自在的願意跟隨線索去到任何地方，不強加看法給讀者。或者就像果戈里在嘻笑怒罵間揭示真理：你既無需要完全相信我（說書人），但你從我揭示的東西裡，其實已經窺得真相了。 亦師亦友毫無架子 如此亦師亦友、沒有架子的導覽，正是喬治．桑德斯強調的，關於人與人之間的緊密的連結模式。當我們願意繼續閱讀下去，那是因為作者對我們的尊重；而作家為了吸引讀者，也一定得創作出吸引讀者持續注意的作品。這些來來回回既親密又坦率的對話方式，使我們卸下心防，不僅親近了自己，不知不覺也貼近了另一個心靈，而這是我們心靈得以得到滋養的關鍵。 所以，這本書之所以與其他導讀／寫作書籍不同，就不在於知識含金量有多高，而是在於作者以他誠摯的寫作態度與我們對話，儘管他使用了其他作家的作品為基底，但他的足跡還是透過現身說法顯露了出來。我試著把它讀成一本反覆的短篇小說，從展示、升溫到結局，一次又一次，我們的心靈狀態也跟著不斷的變化，幾乎沒有時間感到無聊。甚至最後還加上練習的部分，鍥而不捨地讓我們甘願重新再回顧一次文本。 如此緊密的互動，我會想，是不是該去重新閱讀那些俄羅斯小說家的其他作品？也讀讀作者的其他小說？既好奇自己的觀看感受是不是發生變化了，也好奇自己觀看世界的方式是否暫時轉變了？還有，如果也因此提筆寫作，是不是能更尊重自己的心靈勃發狀態，能允許自己到達什麼地方呢？這樣，是不是就在不知不覺之中開啟／延伸了自己某個部分的心靈旅程呢？
【趨勢人物84】社會學家塔布斯 揭示母親 如何形塑文明史
文／楊慧莉 又到了歡度母親節的時刻！母親對許多人的成長至關重要，不過其影響力往往被低估，僅局限於家庭。今有社會學家塔布斯透過揭露三位跟民運有關的母親故事，彰顯母職所深具的文化性…… 貴為人母 從研究、書寫看到新使命 安娜‧瑪萊卡‧塔布斯（Anna Malaika Tubbs）是跨域專家，對當今和歷史性的種族、性別和平等問題瞭如指掌。她畢業於史丹福大學人類學系後，便前往劍橋大學深造，先後獲得跨域性別學碩士學位和社會學博士學位。之後，她不僅順理成章的成為社會學者，並積極投入社會運動，還出版了一本廣受好評的著作《三位母親的故事》（The Three Mothers: How the Mothers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Malcolm X, and James Baldwin Shaped a Nation）。 深受母親身教影響 塔布斯的生涯發展，跟她的黑人女性身分及成長背景息息相關。原來，她深受母親身教的影響。由於母親曾到海外不同大學任教，塔布斯的成長之地遍及杜拜、墨西哥、瑞典、愛沙尼亞和亞塞拜然。不僅深受不同文化和信仰的薰陶，其母在所到之地伸張婦幼權的做法也讓她耳濡目染。她的母親常說，「只有婦女在社區有表現，那個社區才會有發展，如果婦女權益受忽視，該社區就會持續陷入各種問題而無解。」 最讓塔布斯印象深刻的是，她的母親在為各地的婦幼謀福利時會「設身處地」，如她曾深入伊拉克、阿富汗、南蘇丹，了解當地婦幼需求，因為她想親自認識那裡，跟當地人會面。 而今，塔布斯在史塔克頓市伸張性別正義，直言不諱。二○一八年，她首當其衝，發布了史塔克頓市婦女狀態報告，並雇用了史塔克頓市首位性別正義官員。值得一提的是，她的先生剛好就是史塔克頓市長。在先生競選期間，她陪在一旁幫忙助選，也常發現當地性別意識薄弱，「居然都沒有市民問候選人可以為婦女做些什麼。」於是，她跟丈夫說，「這是不對的。如果你沒有跟婦女狀況相關的數據，就等同在市政拼圖上缺了一塊。」所幸，她的先生聽從其建議，補足相關數據，藉以改善婦女處境。 彰顯黑人婦女故事 作為黑人女性，塔布斯深感有必要解決黑人婦女故事從人類歷史中消失的缺憾。其中，有些人的生命事蹟關乎她們兒子的作為。她不解，明明很重要，為何大家都不知道她們的故事？而且容許這些故事被抹煞、被遺忘？於是，她決定改變，要將她們的故事分享給全世界。 事實上，塔布斯在念博士班時就想加入其他學者，一起翻轉黑人女性故事遭抹煞的窘境。後來，她決定透過三位母親的生命故事探索美國民權運動。之所以聚焦於民運，是因為這是人們常用以談論和慶祝男人身為領導者的區塊，但他們其實都為人子，其母親影響力不可小覷。 過程中，塔布斯鎖定三位女性：民運領袖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的母親亞伯達‧金恩（Alberta King）、作家暨社會活動家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的母親貝爾迪斯‧鮑德溫（Berdis Baldwin）及另一位知名民運領袖麥爾坎‧X（Malcolm X）的母親路易絲‧蕾托（Louise Little）。之所以選定這三位，原因之一是她覺得這些女性的故事很有趣，即便她當時所知有限，再來是她們彼此之間只差了六歲，她們各個來頭不小的兒子彼此間也只有五歲之差，以及她們代表著黑人經驗細微而多樣的差異性。 母職具文化重要性 有趣的是，塔布斯在鑽研三位民運人士之母的故事並書寫成書時，她自己也當媽媽了。懷孕，讓她與這些研究對象產生了「惺惺相惜」的連結，這讓她很喜悅，「特別是美國黑人婦女要懷孕生子挺危險的，不管有沒有受教育、有沒有資源和各種關係，都很容易在懷孕期間和生產期間死去。」 在書寫《三位母親的故事》時，塔布斯覺得自己的生命很有力量、很有影響力，也很重要。她希望更多的黑人婦女也能有相同感受，別再自甘被抹煞，而是要改變現況，藉由分享自己的故事，並大方的站出來說，「我在這裡，值得被認可。」 作為社會學家，塔布斯相信「說故事」可修正當今社會對母職的觀感；如果能藉由將母親放在中心位置，我們不僅得以改善她們的生命，每個人的生命也將因此受益；而想讓組織和政府給予母親所迫切需要、也值得擁有的資源，首先是認可母職在文化上的重要性。她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見這個轉變，並以此為自己的使命。 飲水思源 從文明史一窺母職重要性 根據塔布斯的觀察，母親常被視為一個無私的個體，沒有他人需重視的需求；如果在家照顧孩子也已習慣了不受重視的感受，因為養兒育女看似不具「生產力」；如果有上班，為了在職場上受重視，甚至不想讓人知道自己有小孩；如果含辛茹苦養大的孩子有成就，也無法居功，因為沒人會將孩子的成功歸功於母親。 由於母親不受重視，「難怪美國至今仍未建立普遍的產假和育嬰假、育兒津貼等，以至難產而死的危機始終存在，疫情期間一堆媽媽得被迫離職，這些悲劇的後果卻傷害了我們的下一代、社群、甚至國家經濟。」 亞伯達有志卻難伸 塔布斯花了多年時間研究三位婦女的故事。她認為這三位母親的故事顯現了其一，我們很容易漠視母親的重要性，其二，無視其需求和貢獻就不會介入和支持。儘管逝者已矣，但她相信這三位母親的故事可以提供指南，讓我們為今日的母親和她們所影響的每個人創造一個更好的世界。 首先是民運領袖馬丁‧路德‧金恩的母親亞伯達的故事。一九○三年，亞伯達出生於亞特蘭大市，父母是教會領袖。她從小就是社會運動家，加入示威遊行，並相信基督信仰應跟社會正義結合。 長大後，亞伯達成為一位有天分的策畫者和音樂家，以及三位孩子的母親。在結婚前，她有大學學歷和教師證，原本想從事教職。然而，當時的法律規定，已婚婦女不能教書。 儘管與教職無緣，但亞伯達仍盡其所能，教育和保護她的家人和社群。不過，她卻沒有得到對等的照顧和保護，一次在教會彈奏福音歌曲時遭人從背後開槍射擊，悲劇性的結束了一生。 路易絲與貝爾迪斯 第二個塔布斯鑽研的故事起於十九世紀末的格瑞那達。故事主角叫「路易絲」，是一位深受祖父母影響，鼓吹黑人尊嚴和獨立的小女孩。十七歲，她靠一己之力來到加拿大蒙特婁宣傳黑人解放的訊息，並加入加維（Marcus Garvey）所領導的泛非洲運動。她後來成為一位多語言學者和社會運動家，還把八名小孩帶到世上，其中叫小麥爾坎的孩子後來成為赫赫有名的民運領袖麥爾坎‧X。由於丈夫遭謀殺，路易絲三十多歲便守寡。一個白人社工到她家，質疑她養育孩子的方式，便找了一名白人男性醫師評估她的狀況，說她心智不正常，妄想自己遭人歧視，最後在違反個人意願下把她送到療養院，長達二十五年，並送走她的每個孩子，安置在不同的寄養家庭。 第三個故事則開啟於一九○二年的馬里蘭州一個小鎮，主角是貝爾迪斯，生命初始便沒了母親。只是，這個女孩在黑暗中仍活出光明與愛。她是個有天分的作家，用散文鼓勵周遭人擺脫痛苦和仇恨。十幾歲時，她到紐約展開新人生。在那裡，她有了自己的家庭，成為九個孩子的母親，長子便是美國知名作家詹姆斯‧鮑德溫。當時，貝爾迪斯除了給人幫傭養兒育女，也常遭丈夫家暴多年。當地警官不僅沒有給予協助，還常騷擾其社區，她只能獨自忍受痛苦。丈夫過世時，她也只有三十多歲，卻以一個單親之姿獨力撫養子女長大，為此深感驕傲。 換個方式感謝母親 塔布斯認為，亞伯達、路易絲與貝爾迪斯的故事可代表眾多母親的經驗，特別是黑人母親；如果我們都認同母親是生命中必須、強大的、有自己的需求和個體性，並值得社會給予支持，此刻就該用故事和政策去反映出來。她相信，如果我們在說媽媽的故事時能反映出她們的重要性、影響力、完整性、人性等，就比較容易讓大家感謝她們所扮演的角色，進而支持她們，給予一切必要的協助。 她也呼籲，我們要用新的方式感謝母親，感謝她們成為我們生命中的領導者、照護者和教導者，不要再用她們無私、需求可以遭漠視的方式去感謝她們，並問問自己可以如何支持她們作為回報，包括以各種媒體反映母親的真實樣貌，並給予母親產假和育嬰假、育兒津貼、公平的健保系統、甚至有保障的薪資等。 「我們可以改變對母親的敘述觀點，一旦這麼做時，整個世界對大家而言將會變得更好、更公平。」塔布斯這麼說。
發展急重症醫療 吳榮州守護屏東鄉親
文／劉星君 屏東基督教醫院在地深耕70年，從當年16床小診所蛻變為有600多床的區域醫院，守護屏東縣民健康。去年初上任屏基院長的吳榮州，高醫醫學系學業後，秉持「到一個需要我的地方發揮專長」信念而落腳屏東，希望打造屏基成為屏東人日夜信賴的醫院。 吳榮州出身台南將軍漁村家庭，父親是漁夫，媽媽晒鹽，家有6個兄弟姐妹，他排行老么，當初學醫單純是聽從家人建議。台南二中畢業後，考取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助學貸款完成學業。 選擇走心臟內科的吳榮州說，當時是受到高醫心臟科主任是台南二中大學長影響，「心臟內科比較像外科的內科，很多數據可以推理，跟理科較相近」，但在高醫當4年主治醫師後，他決定到屏東基督教醫院服務，「高醫不差我一個主治醫師，找一個需要我的地方，讓我的專長可以發揮。」 創立心導管室 當地首間 吳榮州在屏基創立屏東第一個心導管室，它扮演了救命角色，展開各種心血管疾病經心導管介入性治療，每一種治療都是屏東第一例，針對急性心肌梗塞病友提供風雨無阻全年無休、24小時心導管介入治療，打通阻塞的冠狀動脈血管。 屏基急診是屏北緊急醫療救護基地，急診量占屏縣的3分之1。吳榮州說，急重症醫療是屏基發展重點，醫院承擔屏東地區逾半數心肌梗塞病人處置，每月執行超過100例心導管手術，疫情期間，他完成屏東首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人心肌梗塞冠狀動脈支架置放手術。 屏基擴區籌畫10年，瑞光院區去年動土，預計2026年完工營運，設置一般病床499床及特殊病床362床，打造國際級智慧醫療醫院，強化重大創傷、心肌梗塞、腦中風等急重症照護體系，發展急性後期及腫瘤治療照護，提高在地醫療照護。 被需要是幸福 盡力付出 吳榮州喜歡爬山、打高爾夫球，近年還學會薩克斯風，他也常追劇、看影集，戲劇中的對白有時會發人深省。幾年前吳榮州完成爬玉山，為說服太太讓他爬山，自我訓練負重、爬樓梯等，讓太太看到他的訓練決心。 他也熱愛音樂，以前學過小提琴「音準還不錯」，一次聚會時有賣薩克斯風樂器，當下覺得很美，買了一個放在家裡，之後醫師公會揪團學薩克斯風，他就加入學習行列，利用下班時間練習，有時會在醫院心導管室旁的機房練習吹奏，〈站在高崗上〉就是他的招牌歌曲。 醫師工作忙碌，吳榮州經常3、5分鐘就解決一餐，長期處在高壓環境，所以他的血壓、膽固醇偏高，吃了15年的降血脂、血壓的藥物控制，他很注意體重管理，但他笑說，「好像效果不是很好」。 吳榮州行醫30多年，從臨床醫師到醫院管理職，不忘行醫價值。「病人有需要我就來協助」，他說，被需要是一種幸福，當醫師可以被病人需要，盡力幫助，不會覺得辛苦。
朱光恩專精大腸鏡檢查 挑戰九彎十八拐
文／許政榆 近年大腸癌有年輕化趨勢。專精於大腸鏡檢查的昕新智慧診所院長朱光恩表示，政府針對50∼74歲民眾，提供2年1次公費大腸癌篩檢，年輕族群也不可輕忽，尤其有大腸癌家族史的民眾，更應定期做篩檢，及早發現早期治療。 前來健檢的民眾多半是消費者心態，認為花了高額費用健檢，要求自然會比較多。不過，對朱光恩來說，無論是受檢者還是病人，「病人就是最好的老師」，病人願意信任醫師，將自己的大腸交給醫師檢查，醫師在檢查中有機會學習、累積經驗，實屬珍貴。 朱光恩9歲移民阿根廷，念完醫學院後取得美國醫師執照，1994年返回台灣行醫至今，曾赴日進修，跟著工藤進英教授學大腸鏡一人操作法，並將技術傳回台灣廣受推崇。 大腸形狀九彎十八拐，執行大腸鏡檢查，對醫師來說具有十足挑戰，也是讓朱光恩如此著迷的原因。每個人的腸子形狀都不同，且同一個病人每一年的腸子也可能不同，如果飲食、排便習慣改變，或有開腹腔手術導致腸沾黏，都會增加大腸鏡檢查難度。 定期開會 凝聚團隊向心力 從小在國外長大，造就朱光恩洋派的性格，個性活潑、喜歡聊天，常與病人成為好友，不少醫師憂心的醫病糾紛，他幾乎沒遇過。以大腸鏡檢查來說，病人的責任是把大腸清乾淨，醫師責任是做好檢查，他事前會花時間跟病人衛教、溝通，病人了解後配合度都很高，藉此建立良好醫病關係，就能避免糾紛。 朱光恩在新光醫院任職29年，一路從住院醫師當到主任，也擔任新光健檢中心主任10年，4年前接下昕新診所院長一職，讓他深感壓力。民眾健檢是「候鳥型」，大多是3年回來檢查一次，因此診所要上軌道，至少要3年時間，正巧診所成立時，碰上新冠疫情大爆發，當時幾乎沒有受檢者，有1年時間是「硬撐下去」，所幸解封後漸露曙光，健檢人數也回流。 診所與醫院規模不同，經營模式有很大差異。朱光恩表示，醫院有許多部門可協助分派工作，診所得院長親自管理，診所內50名員工平均35歲，是年輕的團隊，他會透過定期開會凝聚向心力，也樂於向年輕人學習，打造優質環境，才能讓受檢者安心。 不喜外食 每周重訓練肌肉 朱光恩作息規律，每天早上8點上班，並於晚間11點就寢。不喜歡外食的他，大多自行料理。他每周上2次健身房重訓，維持骨骼、肌肉量，也會用跑步機維持心肺功能。飲食、運動是重要的養生方法。 朱光恩自揭有潔癖，要求東西一定要放在固定位置，像放筷子的方向、微波爐不能歪等，就是喜歡整體整齊感。 他也將這習慣帶到工作中，像一天要洗數次手，做檢查前工作盤中的超音波探頭針頭、紗布或藥物，必須朝向同一方向，長短粗細也要按順序排整齊，工作起來才順手，也增加病人安全。
【草木堪為友】 充滿詩意的流蘇花
文／德禪 「新人羽帳挂流蘇，故人網戶織蜘蛛。」流蘇就是一種以五彩羽毛或絲線製成的下垂穗子，經常用於古代舞台服裝的裙邊下襬。流蘇樹與隋唐時代的流蘇有任何關係嗎？ 流蘇樹（Chionanthus retusus）是木犀科流蘇樹屬落葉喬木，原產於中國大陸、台灣和東北亞，廣被引種至歐美，當作庭園觀賞植栽。在台灣，原生長於大漢溪流域，現在則很難看到野生的植株，倒是在一些校園、公園內可以觀賞到流蘇樹。 流蘇樹的株高可超過6公尺，灰褐色樹幹的皮厚而有淺裂。上部分枝，向外開展，樹形如傘。卵形或橢圓形單葉，對生，厚紙質，幼葉細鋸齒緣，老葉全緣。大陸有農民於秋天採摘嫩芽製成茶葉，也被稱為「茶葉樹」，據稱味道類似於龍井茶。 3、4月開白色小花，呈聚繖花序，頂生，散發香氣。兩性花或單性花，單性花者通常雌雄異株。盛開時，彷如植株上覆蓋白雪，故又名「四月雪」。 花萼4深裂，純白色花冠細長線狀，好像古時仕女服飾上的流蘇，因而被稱為「流蘇樹」。每朵小花有雄蕊2枚，花絲短，花葯長卵形，藏於短花冠管內；雌蕊的子房2室，球形柱頭2裂。授粉後結橢圓形核果，幼果綠色，成熟時紫黑色，口味不佳，可以榨油，工業使用。每顆核果內有圓形種子1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