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從悲情城市到悲憫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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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 2023-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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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年前，剛解嚴的台灣，侯孝賢電影《悲情城市》得到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金獅獎的好消息。在剛剛解嚴，許多禁忌仍半開將開的狀態下，當時電影裡討論二二八的情節，引起諸多爭議。

最敏感的是電影中本省人暴動引起的衝突，由梁朝偉所主演的林文清，是一個瘖啞人，因病無法言語，在火車上被本省人，以一種粗暴的態度，強迫他說出台語，或者日語，以證明他是台灣人，否則就毆打。林文清在情急之下，竟能發出沙啞的聲音說：「我是台灣人」，但不為暴徒所信，幸好在被毆打前，他的朋友來救他，證明他是聾啞人。

這一段真實描述衝突的鏡頭，在台灣當前的政治環境下，顯得有點「政治不正確」，而被這些政治評論家所不喜。他們總是將二二八描述成外省人欺負本省人，是一種族群的鎮壓，用簡化的二分法來看問題，卻未曾看到族群衝突的背後，是雙方各種矛盾的總合。其中所涉及的貪汙腐敗、權力矛盾、利益交錯、物價飛騰、國共內戰的大勢等等，都是交會成二二八暴動的原因。而侯孝賢在電影中，已試圖透過一個台灣家族的歷史去加以刻畫。因此它的描述是較全面的。

電影雖然不是歷史，但它所刻畫的典型性人物，已足以成為一個時代的原型。然而，它終究太真實、太複雜，不符合現今政治衝突的簡化論述，終究不為當權者所喜。

此外更為敏感的是描述國軍清鄉行動中，攻打反抗者的武裝基地，進行鎮壓。那基地在真實的歷史中，是指涉鹿窟。二二八之後，台灣知識分子與不甘心的民眾，組識起來，加入中共地下黨，試圖在山區建立生產公社和武裝基地，自行種田勞動，也購買武器，訓練民眾打游擊。一九五二年被破獲，所以有國軍攻打而槍殺人的鏡頭。

這一段「紅色台灣史」其實是相當忠於歷史的。細心的觀眾應可以發現，侯孝賢透過林文清與寬美的相戀、生孩子，悄悄刻下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鎮壓的時間軸。這些生命史與時代的變動，互為印證，見證大時代對一個人、一個家族的影響。

可惜的是這些史實很少被討論到。更多是討論陳松勇那一句台詞：「眾人吃，眾人騎，無人疼」。某一種台灣的悲情心聲。但《悲情城市》上映三十三年後，台灣人有克服這種心態嗎？當民主化讓台灣三度政權輪替後，執政者曾否給人民帶來更大的包容與疼惜，克服悲情？或只是被更多仇恨取代呢？

最讓人驚心動魄的，反而是無聲的部分。那就是林文清因牽連到鹿窟事件（他是金錢支助者，也曾上山探訪，想加入武裝革命的行列），遭到通緝，他想逃亡，整理好行李，帶著妻子和孩子走到車站，卻無奈的站在當下。因為，他當場明白台灣是一個島嶼，逃亡之路，最多只是轉了一個圈子，最後仍回到原點。當時全島已進入冷戰封鎖，無路可逃了。這一幕是無言的，卻極為觸動人心。因為它彷彿是台灣反抗宿命的寫照。

重看《悲情城市》，人們看到的，已不只是政權輪替的大時代與家族史，而是在歷經長長的時間距離之後，更深的悲憫與台灣命運的隱喻。「悲情城市」何時能化成「悲憫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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