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評析】清末成都的社會改良

文/尚智 |2021.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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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尚智

中國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經歷劇烈的社會變遷,然而四川成都地處內陸,相對於沿海城市,所受到的西方衝擊較小,因此保留了更多的傳統成分。透過王笛《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讓我們認識了近代中國的另一個面貌。

作者指出,城市的社會改良者(social reformers)受到西方或日本的影響,對基層百姓原本的公共行為不滿,試圖創造新的公共空間與娛樂活動,譬如辦展覽會與公園。

當時推動成都的社會改良主要有兩股力量:一是肇始於十九世紀末的「維新」運動,是由非官方的精英分子領導;二是二十世紀初清朝政府積極提倡的「新政」。這些社會改良者分成兩類:一類人如周善培曾任警察局總辦、勸業道,是掌握政治權力的改良者;另一類人,如傅崇矩兼學者、出版者、作家和記者於一身,是沒有官方身分的改良者,他們的組成比較複雜,可能有不同的利益與改革方案,但是大多注重教育和工商業。

多數的社會改良者認為,傳統是愚昧落後的,西方文明被視為新價值的象徵,他們欲以政治力量改造城市,因此基層民眾成為被改良的對象,如「敬財神」的傳統信仰,原本是基層民眾的精神寄託,在社會改良者眼中,卻成為所謂的迷信活動。

在推動社會改良的過程中,他們往往採取現實的態度,例如利用當時男性的大男人主義,暗示如果讓自家婦女看戲的話,就是「作不了女子主」。這些精英談到戲曲改良時是改革派,談到婦女進戲院時,搖身一變成為保守派,顯示他們在新舊之間的自我矛盾。

二十世紀初,新式交通工具如自行車、汽車陸續出現,好事者把汽車稱為「洋房子走路」、「花轎打屁」(因為排氣管的聲音像放屁)或「市虎」(由於汽車引起的交通事故,經常造成傷亡)。汽車被形容成殺人的怪物,據說大部分的謠言出自人力車老闆或車夫,可見西方物質文明的傳入,造成某些舊式職業工作者的恐慌與排斥。由於文化偏見與階級歧視,社會改良成為國家權力與地方精英想要控制街頭的權力之爭,引發與基層民眾的社會衝突。

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王笛注意到茶館的社會功能,是受到在近代西方社會「公共空間」占有一席之地的咖啡廳、酒吧的啟發。他認為在成都的街頭,社會改良以前的基層民眾享有相當大的自主權。

回到傳統中國的歷史脈絡,政治力量總是意圖滲入社會的全部領域,那麼,我們也許應該先檢驗王笛在此書中的前提:「國家權力觸及地方層面時,其力量已非常微弱。」背後的原因為何?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傳統中國的國家權力,對於基層民眾的直接控制薄弱,是沒有能力而非沒有意願。這也許更能夠理解社會改良以後,國家權力與地方精英為何意圖要控制街頭上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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