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人物33】國寶級紀錄片導演 哈妮曼 用鏡頭照亮世間艱難路

楊慧莉 |2022.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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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妮曼的出身讓她的影片富哲學省思。圖/推特

文/楊慧莉

通膨的壓力、身障者的無助、人瑞的處境……人生百態,在荷蘭籍女導演哈妮曼的鏡頭下,忠實呈現,儘管有些落漠和艱難,卻也不失希望和美麗……

其人其事
紀錄大師來時路


海蒂‧哈妮曼(Heddy Honigmann, 1951-2022),是全球重量級的紀錄片導演,今年五月下旬在阿姆斯特丹家中辭世,享年七十。她長期與癌症和多發性硬化症搏鬥,仍不敵病魔。

哈妮曼的離世,猶如巨星殞落。長期主持紐約市影片論壇,安排過哈妮曼多部影片首映會的古柏(Karen Cooper)在一個訪談中表明哈妮曼的重要性,「她可能是美國人沒聽過,卻是最知名的紀錄片導演。美國人在好萊塢電影當道下,活得很夢幻,這裡的紀錄片當然不會像劇情片那樣受人矚目。不過,哈妮曼在美國紀錄片業界也是一顆閃亮的星星。在歐洲,她是巨星;在荷蘭,她是國寶。」

大屠殺倖存者之女

哈妮曼拍片生涯長達三十年,作品富哲學省思,涵蓋長短劇情片和紀錄片,獲得全球各大電影節頒發的諸多獎項肯定,包括多個終生成就獎,如二○○七年獲頒加拿大國際紀錄片影展傑出成就獎、二○一三年得到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傳奇影人獎等;也在諸多國際知名節日和機構辦過回顧展,如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巴黎龐畢度中心等。

哈妮曼出生於秘魯首都利馬,父母是歐洲猶太難民、大屠殺的倖存者。她的父親是出生於維也納的插畫家,當初經由俄國和義大利逃至秘魯避難;母親,來自波蘭,當過明星,一九三九年與家人逃至秘魯。

哈妮曼大學時念的是生物學和文學。父親希望她成為醫師,但她一開始想當詩人,後來決定拍片當導演。她前往羅馬,在義大利電影實驗中心學習,將近二十年後才凱旋歸國。一九七○年代,哈妮曼嫁給她在羅馬遇到的一位荷蘭導演,在落腳、定居於阿姆斯特丹後,成為荷蘭公民。

人生好難,也好美

哈妮曼拍過許多上乘之作,上個世紀九○年代初期的《金屬與憂鬱的國度》(Metal and melancholy)是她的成名作。當時,她回利馬,看到有人在自家車窗上貼上「計程車」的貼紙。那人與妻子道別後,就進到車裡,準備開走。導演見狀,就攔下他,坐進他的車子。一問之下,才知他在上下班通勤時間順便載客做生意,想多賺點錢。此發現給了她拍攝《金屬與憂鬱的國度》的靈感。

九○年代初期,秘魯經濟面臨通貨膨脹,許多中產階級紛紛臨時充當計程車司機。他們或失業改行或想添補家計,有家庭主婦,但也不乏會計師、經濟學家、老師、演員等專業人士,還有警官、司法部門職員等公務人員。

哈妮曼搭上一百二十多輛計程車尋找她的拍攝對象。上映的故事中,包括了一個讓人痛心的故事。故事主角有個患有白血病的五歲女兒。為了女兒的醫藥費,他必須努力載客。他跟哈妮曼說,女兒是生命的鬥士,他鼓勵她的話是,「人生好難,但也好美。」這句話也成了哈妮曼所有作品的精神主軸。

除了《金屬與憂鬱的國度》,哈妮曼尚有許多備受肯定的作品,如獲得荷蘭電影節金牛犢獎的《瘋狂》(Crazy, 1999)、《永遠》(Forever, 2006)等。其近作《搭擋》(Buddy, 2018)和《我不老,我才一百歲》(100Up, 2020)亦贏得多個國際影展獎。

斯人已遠,留遺憾

幾位熟知哈妮曼的業界人士得知紀錄大師離世的消息,紛紛發文悼念。協助經銷哈妮曼多部影片的荷蘭影片製作人羅飛坎普(Jan Rofekamp),最喜歡哈妮曼那部關於巴黎拉雪茲神父公墓的作品《永遠》。他知道哈妮曼生病了,但沒想到她這麼快離世,因為深感她擁有強韌的生命力。

去年在加拿大國際紀錄片影展上首映的《無路可走》(No Hay Camino),是哈妮曼拍攝的最後一部作品,也最充滿傳記色彩,內容描述她的家人、作品、與過度保護自己的父親之間的不易關係及秘魯之源。羅飛坎普很高興哈妮曼拍下這部遺作,「就像哈妮曼的遺言,真的很動人。」

與哈妮曼合作多年的製片哈斯提(Pieter van Husytee),形容哈妮曼是一位「堅強而機智的女性,你總是可以跟她一起開懷大笑,而且她總是看到別人善良的一面,即便她對自己很嚴厲」。

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藝術指導尼拉比亞(Orwa Nyrabia),則盛讚哈妮曼是「一位真正獨特的全球性藝術家」。他表示,「哈妮曼的影片啟發和賦權一整個世代導演,特別是女性導演。二○一六年,哈妮曼贏得一筆為數不小的獎金,她全數捐出,作為發展非洲、亞洲、拉丁美洲和東歐影片發展基金。此舉反映出她是什麼樣的人和導演。她的驟逝,是世人的一大損失。」

紀錄觀點
始於好奇終於愛


哈妮曼一生中拍下的主題很多元,從通膨、死亡到戰爭,在近作《搭擋》中甚至探討了動物與人類的親密關係。

《搭擋》起於導演看到一個關於導盲犬的商業廣告,於是深入研究,發現了人與狗之間的友誼和愛。文化評論家摩里斯(Wesley Morris)在影評這部作品時,稱呼哈妮曼為人道主義者,「傾聽被漠視的人,同情他們的孤寂,當拍攝對象對於她的提問露出狐疑神情,只能尷尬以笑。」

活出熱情永不老

由於醫療進步,現代人愈來愈長壽。如何健康老化及面對最終的衰敗和死亡,在哈妮曼的鏡頭下,成了《我不老,我才一百歲》的主題。片中有多位來自世界各地、有著不同文化背景的主題人物,他們全都超過一百歲,且都目睹過重大歷史事件。然而,他們沒有活在過去,而是積極向前看,也活在當下。

隨著時間不斷流轉,這些人瑞仍生氣盎然,設定新的人生目標,活出生命的喜悅,對於日益衰敗的肉身不以為意。時間是他們的敵人,也是他們的朋友。

在哈妮曼的鏡頭下,百歲人瑞活出日常。不管他們經歷過什麼,都仍滿懷希望的開啟每一天,如過去曾是性治療師的祖斯曼(Shirley Zussman)每周仍會去星巴克喝上一杯咖啡,與老朋友和新朋友見面;大屠殺倖存者弗宏(Mathilde Freund)平日擺攤做做小生意,並在紐約一所大學上課學習長達四十年;秘魯黑里(Raul Jerí)醫生每天仍去醫院上班義診,透過幫助別人,讓自己心滿意足。片中人瑞各安其分,努力過好每一天,透過他們閃閃發光的人生智慧,觀眾彷彿窺見了戰勝歲月與衰敗的奧祕,也看見生命的價值和尊嚴。

影片特色與內涵

哈妮曼鏡頭下的人物總能泰然自若的表現自己。對此,導演歸功於她的好奇心及緩慢的拍片步調,讓她的拍攝對象用自己的方式說故事,而她本人很厭惡「訪談」這個字眼。根據哈妮曼的合作夥伴固爾德(Ester Gould)所言,哈妮曼認為訪談會有主題和對象,但她喜歡的是與人交談。她個人也曾在受訪時表示,「我覺得我唯一的原則就是聽故事,這個故事如果能吸引我,相信也能吸引觀眾,而我常沉浸在與人的對話裡,如果它有趣,就不可能無聊。」

因此,哈妮曼記錄了許多人間事,其中不乏各種苦難。二○○一年的紀錄片《好丈夫,親愛的兒子》(Good Husband, Dear Son)是她最讓人難過的影片之一;影片記錄了塞拉耶佛戰爭下婦女失去至親的痛苦。哈妮曼藉由婦女們對她們摯愛的回憶,以及所珍藏的照片和遺物,捕捉到她們的失落感,「真正的災難是看到城裡失去各種工匠、與所愛的人天人永隔、孩子再也無法踢足球和聽到所愛的音樂。」

哈妮曼用鏡頭記錄世間種種失落、創傷、流放等痛苦,同時也捕捉到藝術與愛的支撐力量。這一切與她的出身背景有關。在一次訪談中,她表示,「你如果出身移民,就會在憂鬱的氛圍中長大,會一直聽到很多離散的故事,它們都在我的影片裡,上演人們留下、離開或失憶。」

不管如何,留下或離開,肯定會有不同的結局,而哈妮曼就是最好的例子。有一回被問到,「如果當初沒離開秘魯,人生會如何?」她不假思索的回答:「也當個計程車司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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