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雲大師與我的宗教文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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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光正(武漢大學中國宗教文學與宗教文獻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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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光正(武漢大學中國宗教文學與宗教文獻研究中心研究員)

星雲大師與我結緣,緣起於我十多年前開始主持12卷、25冊本《中國宗教文學史》的編撰工作。在星雲大師的邀請下,我得以近距離考察台灣的宗教實踐,探討宗教實踐與文學創作之間的關係,堅定了自己從實踐的立場定義宗教文學、稽考宗教文學創作進程、探究宗教文學創作特徵的研究理念。

2012年12月至2013年1月,我應邀前往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從事為期兩個月的學術訪問,在永芸法師的安排下,我第一次拜見星雲大師。大師向我介紹了自己的弘道歷程和佛教文學創作,對我編撰《中國宗教文學史》鼓勵有加。

我2007年就到過台灣,在朋友的幫助下,我得以遍訪台灣佛教文學研究界的師友,遍訪台灣的著名道場。在台灣學者的指點下,我回到大陸後開始研讀大師創作的《無聲息的歌唱》,並撰文參加了程恭讓教授在佛光祖庭宜興大覺寺主辦的專題學術研討會。

在這篇文章裡,我指出,《無聲息的歌唱》以法物自語的方式對台灣佛教現狀進行獨立思考,既表達了佛教青年僧侶的苦悶,也吹響了宗教改革的號角,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運動的先聲。妙凡法師把這篇文章念給大師聽,大師說:還從來沒有人從這個角度研究我。大師能注意到這篇文章,大概與大師的文學情緣密切相關吧。



此後,我多次來到佛光山,考察台灣宗教和宗教文學創作,研究佛光山的宗教實踐和星雲大師的文學創作,大師對《中國宗教文學史》的編撰也給予了極大支持。在大師的支持下,《中國宗教文學史》課題組先後在佛光山、宜興大覺寺和武漢大學舉辦了「宗教實踐與文學創作暨《中國宗教文學史》編撰國際學術研討會」、「宗教實踐與星雲大師文學創作學術研討會」、「從文學到理論──星雲大師文學創作學術研討會」。在這些會議中,除了進行學術探討外,更重要的是佛光山、大覺寺安排了適量的宗教體驗活動,並組織學者參觀了星雲大師創辦的道場和大學,加深了課題組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建設的理解,強化了課題組對編撰理念的認同。

2014年2月,蒙星雲大師應允,讓我就文學、文化、教育、藝術展開訪談,讓我對人間佛教和大師的文學創作有了深入的了解。2014年暑假,我再次來到山上,除了撰寫大師的論文,我還考察了台灣南部和東部的廟宇。同年10月至2016年5月,應星雲大師邀請,我赴南華大學作客座教授,講授課程、收集研究資料並參與了山上的大量宗教實踐活動。在細緻觀察中,佛光山宗教實踐與星雲大師文學創作之間的內在關係慢慢清晰起來。有了這樣的實踐體悟,《宗教實踐與星雲大師的早期文學創作》寫作理念的提煉以及相關章節的設計很快就成熟起來。



我曾在一個發言中指出,星雲大師的所有文學創作均表明,他在文學書寫中有著自己人間佛教理念的建構。在《玉琳國師》中,大師透過小說指出,人間佛教的核心理念是佛陀的菩薩道精神,以菩薩道的精神弘法利生,即不計毀譽地親近眾生、救助眾生,人間佛教對待人間的態度是不離不即。

作為一個末法時代的宗教改革家,星雲大師希望自己撰寫的《釋迦牟尼佛傳》能改變台灣佛教亂象,實現自己的弘法理念,因此,在承襲歷史的同時,注重素材的選擇、細節的增刪和情節蘊涵的詮釋來表達革新理念,將釋迦牟尼佛塑造成人間佛陀和革命佛陀。

具體說來,星雲大師將佛陀塑造成一個有歷史來源、有完美人格、充滿慈悲的大覺者──人間佛陀。為了實現此一目的,星雲大師刪除了《佛所行贊》中的所有神異情節,思考人生佛教(或曰人間佛教)的理念,透過文學手法思考法性與世情之間的關係,突顯了佛陀與俗家親人、佛陀與僧團、佛陀與有情眾生、佛陀與政治之間的情義,表達了自己的人間關懷,也表達了紅塵試煉的基本準則──不即不離。

星雲大師將佛陀塑造成了一個宣揚社會革命、宗教革命、個己革命、思想革命的革命家──宣揚眾生平等、慈悲救世的革命佛陀。為了實現這一目的,星雲大師在《釋迦牟尼佛傳》的開頭設專章來述說佛陀的革命性。



大師用大乘理論對十大弟子成長、皈依、修持、試煉、開悟、證果、弘法乃至涅槃的歷程進行了詳細描述,並聚焦於僧團成員的弘法利生工作。就在這一聚焦過程中,星雲大師提出了弘揚人間佛教、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此外,大師還聚焦於僧團師徒之間、同修之間、出家眾與俗家之間的互動,探討了人間佛教的情感問題。

他從關愛與感恩的角度來描寫弟子對佛陀教示的繼承問題,從持戒、參學和忍辱的角度來描寫僧團的和合問題,從出家眾與父母與俗家妻子之間的互動來談人情與法性的問題。在探討這些問題時,星雲大師將友情法愛界定為人間佛教的情感,一種以慈悲為本質特徵的情感。

在《海天遊踪》這部日記中,我們可以發現,星雲大師在參訪對象的激發下,就佛教隊伍、佛教生存方式、佛教組織、佛教制度、佛教戒律、佛教弘法手段、佛教文化事業、佛教教育事業、佛教國際弘傳等九個方面提出自己的思考,表達了改革佛教、復興佛教的強烈願望。星雲大師在文學中宣揚和建構的這些理念,日後均成為佛光山人間佛教發展模式的精神基礎,因此,我們可以這麼說,星雲大師的文學創作對於了解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醞釀、發展以及佛光山模式的建構、運作思惟具有重要意義。



在逐漸完成《宗教實踐與星雲大師早期文學創作》、《金元道教文學史》、《百年中國佛道文學研究史論》三部專著中的系列論文時,我編撰《中國宗教文學史》的理念由倡導到論證,也慢慢地清晰起來。我先後發表了《堅守民族本位 走向宗教詩學》(《武漢大學學報》2009年第3期)、《宗教文學史:宗教徒創作的文學的歷史》(《武漢大學學報》2012年第2期)、《擴大中國文學地圖,建構中國佛教詩學──〈中國佛教文學史〉芻議》(《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2012年第3期)、《佛教實踐、佛教語言與佛教文學創作》(《學術交流》2013年第2期)、《民族本位、宗教本位、文體本位與歷史本位──〈中國道教文學史〉導論》(《貴州社會科學》2014年第5期)、《〈中國宗教文學史〉導論》(《學術交流》2015年第9期)等一系列論文探討《中國宗教文學史》的編撰,確保課題朝正確的方向運轉。對於支持這個項目的各界長輩、師友,筆者心中滿懷感激。星雲大師很早就為這套書題簽,希望得到大師加持的這套大叢書能夠順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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